互联网行业反腐现状 - 互联网大厂掀起"反腐风暴"，多家企业披露员工违规事件，商业贿赂和利益输送问题突出[2] - 抖音2024年共有39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腾讯查处百余起案件，百余人被解聘，20余人被移送公安机关[2] - 京东2024年查处221起贪腐案件，其中191起为商业贿赂，占比逾八成[3] - 阿里巴巴2025财年将33起员工贪腐案件移送司法处理，首次将反腐纳入管理者绩效考核[3] - 饿了么原CEO韩鎏因涉嫌职务犯罪被调查，案件涉及蜂鸟即配供应链招标可能存在利益输送与虚假报价[3] 腐败案件特点 - 2020-2024年海淀法院审理127起互联网企业贪腐案件，涉案金额3.05亿元，大厂员工涉案比例73.23%[4] - 涉及采购销售、产品规划、渠道运营、内容管理等业务部门案件104件，占比超八成[4] - 案件具有手段隐蔽、内外勾结、不法利益虚拟化、"小官巨贪"和"平台软权力"寻租等特点[4][5] - 某短视频平台运营人员利用职权向主播索贿300万元，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0万元[5] 法律监管变化 -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后首次明确禁止交易相对方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罚金上限提高至500万元[1][7] - 新增对行贿企业法定代表人、直接责任人的个人处罚，最高可达100万元[7] - 法律从"只罚行贿不罚受贿"转向双向追责机制，形成全链条治理[1][7][8] - 未来执法可能重点关注广告位竞价、直播带货坑位费返点等流量采购业务领域[8] 企业反腐措施 - 互联网企业从内部消化转向公开通报，信息披露趋于透明，加强与司法机关联动[3] - 建议建立全链条反商业贿赂合规培训机制，设立独立反商业贿赂部门[9] - 提倡建立供应商贿赂"一票否决"、交易"熔断"等机制，设立独立举报通道[10] - 鼓励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免疫"，对合规效果良好企业给予责任减免[10] 行业风险特征 - 互联网企业面临流量贿赂、算法寻租、数据交易等新型商业贿赂风险[5] - 头部企业掌握流量、算法、数据等核心要素，易滋长"权力寻租"空间[5] - 线上交易资金流转隐蔽性强，常规监管手段难以及时发现违法行为[5] - 对员工及其亲友的全方位反商业贿赂监管存在客观难度[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