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事承办与区域合作 - 第十五届全运会由广东 香港和澳门三地首次共同承办 体现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视并为大湾区进一步携手合作提供平台[3] - 香港赛区承办八个竞赛项目与一个群众赛事活动 三地筹备工作已协同进行两年多 过去一年合作密集推进并组织了多轮测试赛[3] - 全运会被视为推动香港建设"盛事之都"的关键举措 为这一发展目标按下"快进键"[3] 香港代表团规模与意义 - 香港代表团运动员人数超过600名 将参加28个竞赛项目 加上随队工作人员 医护人员及群众项目人员 总人数超过1800人 为香港自1997年参加全运会以来的人数之最[4] - 体育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前沿窗口 国家队和香港队运动员在国际与亚洲赛场上的佳绩展现了中国体育的蓬勃发展及其凝聚力[4] - 全运会提供机会让香港市民直观了解不同省区市运动员代表的独特地域文化 有助于厚植家国情怀和加深国民身份认同[4] 赛事运营与城市效益 - 香港各比赛场地在"简约 安全 精彩"办赛原则下结合全运元素与香港特色 香港赛区委任了16000多名志愿者 组成香港历来最大的志愿者团队[5] - 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开幕半年内 买票入场者已超过140万人次 每场大型活动带动从舞台搭建 安保物流到餐饮零售的全产业链发展 支撑数千个就业岗位[5] - 全运会期间香港配套举办原创音乐剧 主题乐园等文旅活动 旨在为市民和旅客提供文体旅"三合一"的独特体验[5] 配套政策与旅游发展 - 一系列惠港政策相继落地 包括扩大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试点实施范围 在部分内地口岸实施"刷脸"智能通关等[5] - 这些措施强化了香港作为国际旅游城市枢纽的角色 并为推动内地旅客"一程多站"旅游注入动力[5]

核心观点 - 仲正昌树教授通过比较德国和日本的战后思想 分析日本未能像德国一样彻底反省战争历史的原因 核心差异在于两国被追究的战争责任内涵不同 战后所处的地缘政治情境也有很大差异 [1][4][5] 战后责任追究的差异 - 德国被明确追究"反人道罪"并进行国家赔偿 而日本的战犯并未根据具体罪名被判定有罪或无罪 而是被"综合地"追究责任 判决书中未使用"反人道罪"一词 导致日本是否犯下此罪对外没有明确结论 [6][7][12] - 日本政府常以明治宪法的"国家无答责原则"为依据 认为国家行为合法无法追责 法院也认可这一观点 这与德国因"反人道罪"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形成对比 [12] - 德国像因严重罪行被彻底追究的原大恶人 对善恶有更深刻理解 日本则像罪行不明显的原小恶人 只受部分追责 导致善恶标准认知不彻底 [12] 国家形态与战后体制 - 德国的第三帝国彻底解体 形成全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日本天皇制得以维持 新宪法明确天皇为国家象征 未经历国家形态全面重构 [27][30] - 日本在战后残存领土中重新形成接近"民族国家"的状态 国民身份认同反而加强 天皇成为凝聚国民的象征角色 [30] - 日本宪法学者提出"八月革命说"解释战后宪法合法性 但现实性和逻辑性受质疑 国民未有实质性主权转变的感受 [28] 思想框架与国民责任讨论 -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为讨论国民战争责任奠定框架 反对"集体罪责" 强调个体独立思考责任 并提出四种罪责区分 [13][14] - 日本缺乏类似雅斯贝尔斯的思想家 战争责任讨论被简化为二元对立图式 要么全体国民有罪 要么只有甲级战犯有罪 导致个人责任模糊化 [16][17] - 日本"一亿总忏悔"论源自皇室成员东久迩稔彦 强调战败因国民"道义颓废" 是内向反思为何战败 未涉及对他国侵略罪行的忏悔 [18][19] 历史观与身份认同 - 德国围绕历史与国民身份认同进行深入哲学探讨 如"历史学家之争"和"戈德哈根之争" 日本则主要围绕教科书叙述方式展开争论 缺乏深刻哲学性探讨 [25][31][32] - 日本思想界讨论民族主义等问题时 大多局限于介绍西欧论点或特定事件解释 未与宪法框架关联 未形成类似德国关于宪法爱国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明确对立 [31][33] - 日本战后思想存在"人格分裂"状态 改宪派与护宪派矛盾导致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缺乏清晰立场 身份认同问题始终无法清晰表达 [34][35] 地缘政治环境影响 - 德国处于欧洲东西冷战前线 经历四十年分裂 在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时选择余地有限 被迫真诚反省过去错误 [4] - 日本参与东亚冷战但未经历国家分裂或直接军事对峙 美国未建立类似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 因此无需明确日本在"同盟"中的定位 也无需创建与周边国家和解的框架 [4] - 进入1980年代后 随着历史教科书问题发酵 韩国和中国等国家对日本的批评声日益强烈 促使日本反战和平运动逐渐从关注本国国民受害转向反思对周边国家的侵害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