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发生重要转变，传统以资本要素为导向的地方竞争模式已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并带来抑制服务业消费、损害企业创新收益、削弱区域增长极发展能力等负面效应 [1][2][3][4][5] - 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需重构地方竞争底层逻辑，从短期整治招商引资乱象转向长期建立新型竞争体系，其核心是从资本偏向型、同质型、保护型竞争转向劳动偏向型、分类型、激励型竞争 [6][7][8] - 改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区域间利益分配框架，包括将更多税种按消费地原则分配、将区域协作嵌入考核体系、开发经济统计指标的区际分配机制，以打破旧有利益格局，促进要素合理流动 [9][10] 地方竞争模式的历史作用与时代局限 - 地方竞争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通过优惠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护性规定，有效促进了生产要素快速积累和企业扩大再生产 [2] - 该模式是早期特定约束条件下实现高速增长的可行选择，但伴随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净贡献持续减弱，已不适应当下发展趋势 [2] 传统地方竞争模式与新发展要求的三重矛盾 - 矛盾一：经济增长结构由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202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6.7%，但地方竞争资源向制造业倾斜，抑制了服务业消费 [3] - 矛盾二：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资本边际产出率从2000年的近30%降至2019年的不足10%，而地方竞争通过“囚徒困境”式的补贴战减少了企业创新收益，抑制创新行为 [3][4] - 矛盾三：地区经济增长由“齐头并进”转向“稳步分化”，经济发展更依赖产业集聚形成的区域增长极，但地方竞争削弱了区域增长极的发展能力 [4][5] 构建新型地方竞争体系的基本原则与政策取向 - 基本原则包括不完全消除竞争以避免懒政怠政，以及将竞争目标从“局部增长”转向追求“空间配置红利”，例如人口流入地的GDP增长可按比例分配给流出地 [6] - 政策取向一：从资本偏向型竞争转向劳动偏向型竞争，引导地方政府通过构建宜居城市、提升公共服务来“争抢”劳动力 [6] - 政策取向二：从同质型竞争转向分类别竞争，依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制度，在不同类型地区（如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区）间开展专项竞争，实现“一类一策” [7] - 政策取向三：从保护型竞争转向激励型竞争，利用财政激励和转移支付机制，引导地方政府主动加入区域分工体系，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和产业链措施 [8] 调整区域利益分配框架以支持改革 - 现行生产地原则的财税分配（如增值税上缴生产地）激励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9] - 改革方向包括将更多税种按消费地原则分配（如2025年重点工作中的消费税改革），并将区域协作指标（如产业链配套率、跨区域合作专利数）嵌入考核和财政奖补规则 [10] - 需开发经济统计指标的区际分配机制，对“飞地园区”、企业迁移等项目的产值在地区间合理分配，促进经济要素合理流动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