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十五五”规划研究 -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今后5年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1] -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1] - “十五五”时期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强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1] -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激活中国式现代化全要素动能的“关键一招”[1] -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科学指引[1] -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1]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 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系统解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课题[3] -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系统完整的开放性科学理论体系，蕴含着深刻的原理性、原创性贡献[3] -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论、文化使命论、文化建设论与文化方法论四个方面实现了创新性发展[3] - “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生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为破解现代化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3] -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搭建起基本实践框架[4] -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守正创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创新性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4]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的巨大优势之一[7] - 在供给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显著提升上下游以及整体产业链韧性水平，其内在机制表现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生产成本削减[7] - 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促进市场多元竞争及激活要素自由流动，推动竞争范式从价格博弈向多维创新跃迁，从而有助于遏制“内卷式”竞争[7] - 在需求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显著提升了国内消费者福利水平，因为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了最终品跨区域贸易、中间品跨区域生产和跨区域复杂循环生产[7] - 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了东部地区福利收益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促进了共同富裕[7] -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路径包括：加强法治保障、统一市场基础规则、大力发展数字经济[8] - 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以及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跨区域投资，也都显著地促进了城市间的市场整合[8] 内卷式竞争研究 - 内卷式竞争表现为行业中的企业数量过多，产量增长速度过快，造成企业利润水平快速下降，企业之间进行低水平的恶性竞争[9] - 内卷式竞争在微观层面削弱企业盈利能力、抑制创新投入，恶化资产负债表；在中观层面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削弱产业协同效应；在宏观层面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加剧经济波动[9] - 内卷式竞争已成为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之一，阻碍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9] - 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包括：供大于求引发价格战，准入门槛相对不高和创新不足导致同质化竞争；产业链压力传导；大型电商平台形成的“数字化内卷”；地方政府基于晋升激励的干预导致“政策套利—低效扩张—产能过剩”恶性循环[10] - 治理内卷式竞争需：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优化数字平台规则体系、加强行业自律；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11] 耐心资本培育 - 构建统一大市场需要立足长远，要求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耐心资本有助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新质生产力[12] - 耐心资本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通过投资机构注入战略性资源和提升管理水平，有助于企业韧性提升[12] - 当前耐心资本发展存在障碍，表现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不相容、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不相容、产业发展目标与市场自发配置不相容等问题[12] - 培育壮大耐心资本的政策思路包括：完善资本市场在“募、投、管、退”全链条上的制度设计；大力发展风险资本；积极发挥国有资本和政府引导基金等国有耐心资本的“压舱石”作用[13] - 在募资端，要建立多元化的长期资金供给体系，如养老基金、保险资金、主权财富基金等[13] - 在投资和管理方面，对于初创期企业应充分发挥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的作用；对于成长期企业应充分发挥私募股权、政府引导基金等投资机构的作用[13] - 在退出端，要构建灵活多样的退出机制，包括发行上市、并购、企业回购、协议转让等[13]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 以ChatGPT、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问世，标志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既强化了就业替代效应，也带来了就业协同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14] - 学者们采用大样本的企业在线招聘数据来构建不同职业的“AI技术暴露度”，以度量人工智能对不同职业或岗位的替代程度[14] - AI技术暴露度较高或更容易被AI替代的职业，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要求较高和薪资较高的白领职业，包括会计、编辑、销售及程序员等[15] - AI技术暴露度越高，企业对这类劳动力的需求就越低[15] - 企业对AI的应用增加了对灵活用工的需求，一方面AI降低了对灵活用工人员所具备的技能数量要求，另一方面AI减少了企业招聘较低学历、较低工资、较少经验的全职员工的数量[15] - 企业引入AI、机器人之后，会推动劳动者的常规任务向非常规任务转化，经验研究表明，机器人应用为高龄劳动力带来显著的工资溢价[15] - 在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高龄劳动力与AI技术能够形成互补协同效应[15] 中国企业出海模式转变 - 中国企业从“走出去”迈向了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国际化布局[16] - 出海模式转变之一：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再到规则出海，这源于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规则重构窗口期，是企业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壁垒、构建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16] - 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中国民营科技企业正从标准参与者逐渐变成了规则主导者，最终将形成技术标准与市场规则的双重竞争优势[16] - 出海模式转变之二：从侧重产品出口的轻资产模式，转向侧重海外投资建厂的重资产模式[16] - 出海模式转变之三：出海目的地由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向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转移[16] - 出海模式转变之四：从零散出海到抱团出海，特别是链主企业主动进行战略性布局，然后供应链企业跟随式响应[17] - 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创新，以专利保护构建竞争优势，出海专利显著提升了中国专利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17]；加快数字内容平台建设，发挥数字经济的后发优势，数字内容平台可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增长[17]；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有利于稳定进口供应链、固定企业生产链和拓宽出口销售链，从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17] 人工智能与政治及治理 - 人工智能与政治的讨论持续升温，一个重要线索是“技术权力”框架，在算法、算力与数据高度集中于少数科技巨头的条件下，平台企业重塑舆论结构与信息流向，在内容治理、算法推荐与规则制定上扮演“准立法者”的角色[22] - 以美国为例，政府对云服务与数据安全的依赖，使科技巨头在AI监管议程中拥有实质影响；在“全球南方”，跨国平台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嵌入地方治理，引发“技术殖民”“数字依附”等讨论[22] - 若任由科技巨头主导AI发展，自动化替代将加剧失业与贫富差距[22] - AI作为治理工具，学界关注算法偏见与“黑箱决策”对程序正当性与可问责性的侵蚀；在欧美选举中，生成式AI与定向投放放大虚假信息与操纵风险[22] - 越来越多实证研究评估AI在政务服务、社会救助与基层治理中的赋能效应，强调在制度配套与监管约束下，AI可提升政府响应与决策质量[22] - 国际层面，AI竞逐正在重塑权力结构与安全格局，围绕跨国AI治理，有研究以风险水平与风险可识别度为轴，概括国家间关系的不同类型[23] - 在安全议题上，“算法战”“认知战”讨论升温，智能算法提升武器系统自主性并抬高误判风险，生成式AI则通过规模化生成与深度伪造重塑公众感知[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