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儒学作为一种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思想智慧 其核心价值在当代全球面临生态危机 伦理真空等挑战的背景下 愈发彰显出重要的世界意义 可为解决现代社会问题提供道德补充和现实启发 [3] - 儒学并非脱离现实的玄学 而是一种“生活中的哲学” 强调伦理实践和社会参与 其倡导的“仁政”理念是以人为本 以良知为尺度 以同情为核心的治理思想 是当今世界急需的道德“补药” [4][5] - 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 儒学为过度功利化 个体主义化的现代社会提供了一条更具温度的路径 强调“立德树人”的教育和“为政以德”的治理 其“和而不同”“天下观”等思想能为构建多元文明和平共处 推动全球治理转向更有人文关怀的路径提供重要智慧 [7][9][10] - 推动构建更包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在于跨文明对话 需摒弃偏见 深化哲学基础对话 加强教育交流与青年合作 推广跨文明合作的成功案例 并重新思考包含道德建设的全球化价值方向 [12][13] 儒学的核心价值与现实意义 - 儒学的核心价值高度凝练于“仁 义 礼 智 信”五常之中 “仁”是灵魂 体现情感共鸣与道德同理心 “义”是行为合乎道德与正义的准则 “礼”是维系社会秩序与人际和谐的规范 “智”代表明辨是非的能力 “信”则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诚信 [4] - 儒学强调通过个人道德修养推动家庭 社会乃至国家的和谐 是一种“生活中的哲学” 孟子提出“性善论” 认为应通过培养道德情感来构建良好社会 [4] - 儒家的“仁政”理念提醒我们任何治理都需以人为本 以良知为尺度 以同情为核心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于其守护最脆弱人群的能力 而非如何保护最强者 [5] 儒学与西方文明的比较及补充价值 - 当代功利主义价值取向虽提升短期效率 但往往以牺牲道德 情感和人文价值为代价 导致社会关系疏离 儒学则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条更具温度的路径 [7] - 儒家教育重视“立德树人” 培养品德高尚 心怀责任的君子 而不只是注重知识与技能的“生产者” 在儒家传统深厚的国家 教师享有崇高社会尊重 对比部分西方社会教育商业化导致教师职业尊严滑坡 离职率持续上升 [7] - 儒家强调“为政以德” 认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在于领导者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力量 面对全球政治信任危机 其“有德者居之”的治理理念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价值补充与现实启发 [7] - 绝对的个体主义导致社会原子化 家庭解体和精神孤独 已成为部分西方社会深层危机的重要根源 儒家强调的人际关系 家庭纽带和社区责任 恰可作为现代社会的道德修复剂 [10] 儒学对全球治理与文明共生的启示 - 儒家的“天下观”并非缺乏现实操作性 而是其对和平 人道与全球秩序追求的核心优势 它强调在利益冲突之上建立道义共识与价值引领 [9] - 儒家提倡的“和而不同”并非消解差异 而是通过相互尊重与文化包容实现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处 这对当前全球民族主义抬头 地区冲突频发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9] - 儒学可作为文化补充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伦理基础和制度构想 推动全球治理转向更有人文关怀 强调共同价值的治理路径 [10] 推动文明对话与构建新形态的路径 - 首先需摒弃“文明优越论”与“文明冲突论”的固有偏见 在平等 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开展文明对话 承认东西方文明互补而非对立 [12] - 其次需深化哲学基础对话 在未来人类文明中寻找个体自由与社会联结 创新竞争与道德底线之间的新平衡 [12] - 第三需通过教育交流与青年合作推动文明互鉴 加强各国在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中的跨文化课程建设 通过学生交流 教师互访等培养具有全球伦理视野的新青年 [12] - 第四应积极推广如儒学“和而不同”等跨文明合作的成功案例 使其成为国际规则与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13] - 最后需重新思考全球化的价值方向 使经济全球化伴随文化全球化与伦理全球化 让人类文明新形态兼具技术进步的速度与道德建设的温度 [13]

晚清地缘政治与思想压制 - 郭嵩焘在《绥边征实》中预言了沙俄入侵伊犁和僧格林沁的失败，但其思想被清廷视为洪水猛兽并遭到封杀 [1][2] - 清廷通过军机处下达禁令，以“语多狂悖”、“妄议俄事”等罪名，下令将《绥边征实》“严查销毁”、“即行毁版，片纸不留” [2] - 郭嵩焘提出“俄患论”和“抗俄联英”的主张，因与当时朝廷倚靠沙俄调停的策略相悖而被压制 [2] 第二次鸦片战争关键战役 - 1860年，英法联军共8000人（英、法各4000人）向北京进发，清军在通州部署三道防线，总兵力约3万人，由僧格林沁指挥 [7][8] - 双方存在巨大装备代差：清军主要使用弓箭、马刀、抬枪和射程100米的火绳枪，而联军使用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和射程900米的米涅步枪，并采用散兵线战术和电报指挥 [9] - 八里桥决战中，僧格林沁亲率5000蒙古骑兵冲击法军阵地，在200米外遭排枪齐射，近身后又被平射炮攻击，一发炮弹可击穿20余骑，最终清军战死12000人（含7000蒙古骑兵），联军仅阵亡5人（法军3人，英军2人），受伤47人（法军18人，英军29人） [10][11] 圆明园的劫掠与焚毁 - 联军劫掠圆明园自1860年10月7日持续至17日，法军率先入园抢劫，英军于次日加入，10-11日在正大光明殿广场拍卖战利品 [16][24][25] - 法军士兵存在将圆明园视为“东方凡尔赛”的心理，其劫掠行为与法国大革命冲击凡尔赛宫的历史存在深层心理同构 [16][25] - 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下令彻底焚毁圆明园作为惩罚，工兵用煤油浸透300处木质建筑并引爆，大火持续三昼夜，法军司令孟托班虽允许劫掠但反对系统性纵火 [22][23][31][32] 皇家园林的建筑象征与命运对比 - 凡尔赛宫（建于1661-1710年）与圆明园（建于1709-1860年）分别是东西方君主专制巅峰期的建筑象征，代表不同的权力美学和空间哲学 [17][26] - 凡尔赛宫设计体现“征服自然”理念，以3公里中轴线、几何秩序和强制透视彰显绝对王权；圆明园则体现“顺因自然”，融合中式园林与西洋巴洛克风格（西洋楼约占全园2%），是“中西合璧”的“隐形朝廷” [18][19][21][28][30] - 凡尔赛宫得以保留，而建设了150年、历经六代皇帝的圆明园被焚毁，化为废墟 [22][31] 战后条约与租界设立 - 《北京条约》签订后，天津被开辟为通商口岸，英国参赞巴夏礼自行在紫竹林一带勘丈土地，划定租界面积共计489.025亩 [36] - 法国亦效仿英国在天津划定租界，天津租界的出现标志着“夷人”势力进入京畿要地 [36] - 条约迫使清政府放弃传统的“天下观”，以战败主权国家的身份接受西方世界的规则 [40] 清政府政策的转变与洋务兴起 - 咸丰帝在战败后政策发生根本转变，从主战转向主和，并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46][48] - “和”的方针带来了“联夷剿匪”的策略，并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兴起，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贯彻此策略 [47] - 清政府开始尝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标志着其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根本性调整 [36][41] 辛酉政变与权力重组 - 1861年咸丰帝病逝，立6岁载淳为帝，任命八位“赞襄政务大臣”辅政，同时将“御赏”、“同道堂”两印分赐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形成权力监督机制 [49] - 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逮捕并处决肃顺等辅政大臣，载垣、端华被赐自尽，肃顺被斩首 [50] - 政变后形成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的权力架构，改年号为“同治” [51]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 - 2025年11月2日由北京大学主办“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暨港澳以及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会 [6] 中国抗战的战略意义与历史定位 -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抗战长达十四年，是中华民族的存亡之战，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6] - 中国是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抵抗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部队，使其无法实现“北进”攻击苏联的计划，也延缓了其“南进”东南亚的步伐，为盟军战略部署赢得宝贵时间 [6]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1] 中国抗战的文明特质与哲学内涵 - 中国的抗战展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殖民扩张的文明特质，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伦理，为维护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和建构更加平等的世界秩序而战 [6] - 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排他型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而中国在抗战中展现的是一种“共生型民族主义”，其核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7] -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下观”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有本质区别，其核心是“王道”思想——以德服人，而非以力压人，这种精神在战后对待日本战俘和侨民的态度中得到体现 [7] - 中国传统智慧认为真正的和平是通过“和而不同”的包容来达成，抗战期间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团结一致正是这种精神的具体实践 [8] - 孟子区分了王道与霸道：霸道是“以力假仁”，依靠武力维持统治；王道则是“以德行仁”，通过道德教化赢得民心 [8] 王道精神的当代启示与国际实践 - 中国抗战给21世纪世界和平的启示在于：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必须通过文明对话来实现 [10] -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世界秩序想象，将世界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生观 [10] -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可视为王道精神的一种现代尝试，体现了“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零和”的思路 [10] -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实践王道精神要求各国坚持和平发展、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并倡导大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11] -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本身是对王道精神的最好诠释，需要通过文明对话将王道思想与其他文明中的和平智慧相结合 [17] 王道主义的未来发展与挑战 - 王道主义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资源，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其现代转化面临创造性发展、国际实践和文明对话等挑战 [17] - 王道主义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通过跨文化对话超越文明冲突，通过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 [18]

访谈背景与核心主题 -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将于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举行，主题为“世界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1] - 阿根廷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何广思在会前接受专访，剖析中国现代化进程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并从拉美学者视角分享如何更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1] 中西方对现代性挑战的观念差异 - 一些在中国被视为现代性挑战的事物，在西方可能不被如此看待[2] - 二战后规范国际社会的制度框架主要由战胜国制定，但中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在当时未被充分考虑[2] 全球秩序格局的变化与影响 - 二战后主导国际社会80年的全球秩序正在发生改变，部分不符合当今时代的制度框架正得到革新[5] - 部分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特权抗拒变革，而中国等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正推动以平等和多边主义为核心的新合作范式[5] 拉美国家对中国现代化的看法 - 从拉美视角看，中国的发展成就非凡、令人印象深刻，其发展经验绝对值得借鉴[7] - 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史不能成为简单移植的方案，因双方政体和文明根基存在差异[7] - 拉美文明根基因殖民历史被摧毁，导致拉美人至今仍在争论国家治理与身份认同等根本问题[7]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秩序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与西方传统存在差异[9] - 例如，国际关系理论中源自中国的“天下观”理论，其社会秩序逻辑在西方哲学中找不到对应物[9] 对世界中国学大会的期待 - 期待通过大会与各国学者专家就中国发展现状、各国对华关系、世界汉学研究情况等问题进行探讨[10] - 作为阿根廷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相信此次实地交流将对学术研究大有裨益[10]

学术脉络与研究理路 - 甘怀真对"史料学派"提出补充，强调在缺乏新史料时仍需利用旧史料建构新学说，古代史研究需提出当前最合理的解释以待未来验证 [4] - 甘怀真学术脉络围绕"中国为何存在"及"中国庞大版图维持"的课题展开，受东京大学西嶋定生从礼制角度研究中国古代专制政体的范式影响 [5] - 研究转向关注中日古代帝制祭祀活动，探讨经学、礼制与政治互动关系，成果收录于《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一书 [6] 核心论述："天"与"国家宗教" - 反思学界主流观点：批判人文主义研究忽略宗教维度，指出郊祀礼体现国家对宗教性的关怀，提出"国家宗教"概念 [7] - 早期"天下"具有宗教色彩，其地理空间被"宗教之天"笼罩，与儒家诠释后的"天下"存在差异 [8] - 重新解读商周"天"观念：周人上帝具人格化特征（祖先神），商人上帝为超越性存在，商周变革后周人上帝逐渐转向普遍性 [9][10] 战国秦汉国家宗教演变 - 战国宗教多元发展：儒家"气论"与多神教并存，多神教可能受希腊化神学间接影响 [11] - 秦"皇帝"称号为"光明的太一上帝"，汉代郊祀礼制融合中亚信仰与东方儒学，形成以名分论为原理的国家宗教 [11] - 儒教国家非儒家独创，而是对商周国家宗教传统的改造，为政权提供学说基础 [12] 与谈与对话议题 - 讨论"天"的宗教性与人文性：主张在历史语境中理解"天"，古代宗教为完整知识系统包含人文范畴 [13] - 文明交流论：文化改变多受外来因素影响，载体为商旅和移民，过程间接漫长但不可忽视 [14] - 利用新出土简牍材料（如岳麓秦简）支持书中论述，如秦朝皇帝号的宗教性原理 [15] 跨学科研究与未解问题 - 甘怀真强调从语言角度理解中国政治体，雅言系统提升凝聚力但需注意内部族群语言复杂性 [16] - 探讨西嶋定生"二次即位"学说，质疑其史料依据并提出汉代天子观的补充研究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