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确认与复苏 - 2025年上半年香港IPO融资金额已重回全球首位，预计下半年也能保持第一，这标志着资金正在回流香港[3][4] - 资本和人才流动呈现回归趋势，此前流向新加坡的资金和人才正在返回香港，香港的根本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的独特定位和祖国的强大支撑[4][5] - 特区政府的“抢人才、抢企业”政策（如高才优才计划）吸引了大量企业落户，从而带动了融资需求和IPO活跃度[4] 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与经营哲学 - 1997年金融风暴期间，香港银行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飙升至30到70厘（日息0.3%-0.7%，年化利率高达109.5%-255.5%），导致企业被迫变卖资产偿还贷款[6] - 该经历促使企业转向更为稳健的经营策略，原则是尽量不依赖银行贷款，并对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保持警惕[6][8] - 关键教训是务必稳健发展，绝不做超越自身能力的事，在投资中应持有易于变现的优质资产（如AAA级美债）以应对危机[7][8] 离岸人民币与金融创新机遇 - 香港被定位为离岸人民币的中心枢纽，目前拥有过万亿的离岸人民币资金存量，关键在于如何盘活这些资金[9] - 推动以离岸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出海时的汇率风险[9][10] - 数字人民币若能与离岸人民币体系挂钩，将使贸易结算更快、更安全、更稳定，香港凭借其自由经济体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发展数字货币的良好试验田[10][11] 大湾区发展的挑战与“软联通” - 大湾区硬件基础设施（机场、港口、高速公路、高铁）已非常完善，当前亟需突破“软联通”瓶颈，即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数据流的流通[13][14] - “软联通”的具体障碍包括：高端人才流通不便、税务顾虑（内地停留超183天需缴税）、中小企业资金不能自由进出、以及受监管的数据流通难题[14] - 解决数据流通是AI赋能各行业的关键，河套“一区两园”的合作模式可能成为建立超算中心、实现数据共用的探索方向[15] 企业出海的新战略与目标市场 - 企业出海的首选新兴市场是东盟和中东海湾地区，香港与东盟联系紧密，而中东（如阿联酋、沙特）政治敏感性较低且易于开发[17][21] - 面对美国关税不确定性，建议企业着力开发本地市场（如越南），实现本地化以挖掘当地消费潜力，越南拥有1亿人口，平均年龄约30岁，消费能力强劲[19][20] - 提出“并船出海”新策略，即香港的金融和专业服务能力与内地的制造和基建优势结合，共同开拓市场，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合作共赢的新商业模式[22][23] 科技创新发展与深港协同 - 香港正力推“北部都会区”建设，旨在与深圳、广东全面融合，特区政府计划将项目审批建设周期缩短一半以上，以加速发展，体现“只争朝夕”的紧迫感[24] - 深港关系是互补而非竞争，定位为“香港是华尔街，深圳是硅谷”，即香港提供金融服务和研发（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深圳负责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2][26] - 香港在科创前期投资方面已发生变化，拥有许多天使基金和耐心资本，大量投资于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初创企业，在生物医药工程领域的投资规模已居亚洲首位[27] 香港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与未来展望 - 香港的发展口号从“超级联系人”升级为“超级联系人加超级增值人”，角色正经历从资本通道到价值引擎的根本性重塑[1][2] - 结构性调整已到来，不走高科技新路就会落后，金融处于顶层，其发展将拉动下游各个环节，科技与金融的紧密结合对香港发展大有裨益[24][28] - 得益于中央政府支持，目前有数百家企业排队等待在港上市，预计未来两三年香港IPO融资仍将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产生“龙头”效应[5][28]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与资本流动 - 2025年上半年香港IPO融资金额已重返全球首位，资金正在回流香港，包括来自美国、新加坡的资金[4][5] - 香港的根本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的独特定位，有祖国的强大支撑，这是新加坡等其他金融中心无法复制的制度根基[2][7] - 特区政府的“抢人才、抢企业”政策（如高才优才计划）吸引大量企业落户，带动了融资需求和IPO活跃度[5] 香港的角色转型与战略重构 - 香港正从“超级联系人”向“超级联系人加超级增值人”进化，角色发生根本性重塑[1][2] - 科创能力正在进行战略性重构，特区政府力推“北部都会区”建设，强调“只争朝夕”，旨在缩短项目审批建设周期一半以上，加速与深圳的科技金融融合[2][30][33] - 提出“并船出海”新策略，将香港的金融和专业服务能力与内地的制造和基建优势结合，共同开拓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进行基于本地化的深度价值创造[2][27] 香港与新加坡的竞争关系 - 承认此前有资金和人才流向新加坡，但认为随着香港自身实力做强，资金和人才正在回归[6][7] - 强调香港拥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以及中央政府支持数百家企业来港上市所带来的市场动力，这是新加坡所缺乏的[7] 离岸人民币与数字金融发展 - 香港拥有过万亿的离岸人民币资金存量，是国家定位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枢纽[11] - 发展关键在于盘活离岸人民币，增加其流通量，目前已推出以离岸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11] - 数字人民币若能与离岸人民币体系挂钩，贸易结算将更快、更安全、更稳定，香港因其自由经济体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良好的试验田[11][12] 粤港澳大湾区“软联通”挑战 - 大湾区硬件基础设施（机场、港口、高速、高铁）已非常完善，当前亟需突破“软联通”瓶颈[15][17] - “软联通”涵盖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数据流，目前存在高端人才流通障碍、中小企业资金不能自由进出、数据跨境流通受限等问题[16] - 数据流通是AI赋能各行各业的关键，河套“一区两园”的合作模式可能是解决方案之一，需在监管前提下实现数据自由流通[16][18] 企业出海新战略与市场选择 - 中美贸易战后，企业出海首选东盟与中东（特别是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新兴市场[20][21][26] - 建议企业着力开发当地市场，实现本地化，例如越南拥有1亿人口，平均年龄约30岁，消费能力强劲，市场潜力巨大[25][26] - “并船出海”是一种新的商业合作模式，即香港提供金融、法律和国际网络等“超级增值”服务，与内地的制造、基建优势强强联合，共同投资运营[27][28] 香港科创发展与深港关系 - 过去香港因房地产等传统行业赚钱容易，存在“High Tech揩野，Low Tech捞野”的观念，阻碍科创发展[30] - 现在深港关系是互补而非竞争：香港定位为“华尔街”，提供强大的研发力量（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和金融服务；深圳定位为“硅谷”，负责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2][31] - 香港在生物医药工程领域的投资规模已居亚洲首位，私募股权基金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资非常活跃[32] 金融风险与经营理念 - 回顾1997年金融风暴，当时银行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飙升至30到70厘（年化利率高达109.5%-255.5%），导致企业被迫变卖资产偿债[8][9] - 从中得出的经验是经营务必稳健，可以追求发展但必须谨慎，绝不做超越自身能力的事，对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保持警惕[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