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美国通过“创世纪”行动将人工智能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核心，标志着由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AI总动员”开始[1] -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转向由硅谷“科技右翼”精英深度塑造，其“技术加速主义”思潮成为白宫政策底色，目标是构建一个由算法、资本与国家权力驱动的“科技共和国”[2][12][19] - 科技资本与政治权力的联盟基于利益交换形成：科技公司获得国防订单和政策红利，政府获得资金、技术背书及现代化形象[9] 谁在真正操控特朗普2.0 - 特朗普2024年竞选的小额捐款比例从2016年的69%降至32.9%，显示其政治资金来源已从普通民众转向大资本，特别是硅谷科技资本[4] - 以彼得·蒂尔为核心的“科技右翼”技术精英通过资本和人脉重塑美国最高权力，例如蒂尔为其支持的参议员J.D.万斯捐款1500万美元，是2016年支持特朗普金额的12倍[5] - 前PayPal元老大卫·萨克斯在胜选后进入白宫掌管AI与加密货币政策，意味着未来美国在AI监管、数字资产等关键领域的规则将由硅谷保守派制定[6] - 帕兰提尔公司CEO亚历山大·卡普虽未公开站队，但其公司业务模式契合共和党路线，特朗普胜选后公司股价应声大涨[6] - 科技右翼的核心诉求包括：政府引入“工程思维”、将AI等技术视为国家硬实力基石、反对过度“政治正确”[9] - 科技右翼与特朗普基本盘存在政策矛盾，例如在H-1B签证、AI取代人力导致失业、网络内容审查等方面，但短期内双方基于利益达成联盟[9] 硅谷新思潮：“技术加速主义”登堂入室 - “技术加速主义”主张通过加速技术进步来推动社会根本变革，认为技术能自动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12] - 当前在美国政坛流行的是由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等人推动的“有效加速主义”，其核心是尽快抵达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技术奇点”，并搁置一切阻碍技术发展的监管与伦理审查[13] - 彼得·蒂尔在《从0到1》中强调垄断性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通过“蒂尔奖学金”支持挑战规则的技术创业者[13] - 埃隆·马斯克的所有商业项目都指向压缩技术演进时间表，践行“技术加速主义”哲学[15] - 该思潮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工程问题，认为只要算力强、数据多、监管松，未来就会变好，从而使技术从社会工具转变为主宰者乃至国家意志的载体[16][17][18] 翻云覆雨的鹰派，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美国 - 亚历山大·卡普在《科技共和国》中提出，美国应成为一个由AI、自主系统和国防科技等硬实力支撑的“共和国”，政府应像科技公司一样快速迭代、目标导向[19] - 卡普认为，美国正站在类似原子弹发明前的十字路口，必须继续推进最先进AI的发展，即使其可能被整合进致命武器系统，因为这将是塑造本世纪及下个世纪国际权力平衡的关键[21] - 当前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是确保国防部从打赢动能战争的机构，转型为能设计、建造并部署AI武器系统（如无人机群与机器人）的组织[22] - 卡普指出，最具能力开发AI武器的新生代工程师却最不情愿将才能投入军事应用，他们身处受国家安全保护的文化中却未承担相应代价[23] - 下一阶段战争的胜负将取决于软件，核威慑时代正在终结，一个以AI为基础的新威慑时代即将开启[24]

美国技术—政治复合体的形成动因 - 技术加速主义与政治权力实现制度性绑定，特朗普政府通过人事、政策、资金三重机制构建资本—政策—人事三位一体的权力互嵌体系 [3] - 技术民族主义2.0战略加速形成，美国推动以“小院高墙”和供应链联盟为特征的升级版战略，系统性遏制竞争对手并锁定技术优势 [5] - 资本增值与权力扩张的共同诉求强化利益循环，科技资本通过政治献金和游说影响政策以获取政府合同和监管松绑，政府则利用科技资本推进地缘政治目标 [6] - 三大动因构成相互强化的驱动闭环：技术加速主义提供“速度”，技术民族主义2.0定义“方向”，资本—权力共谋构建“引擎” [6][7] 技术—政治复合体的核心运作机制 - 政治献金与政策影响双向联动，科技企业推动监管放松，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和直接补贴（如“星际之门”5000亿美元项目）反哺资本，形成政策定制—资本增值循环 [5][8] - 军民技术融合形成深度共生关系，例如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为美军提供通信支持，帕兰提尔的数据平台用于军事决策，安杜里尔开发AI无人机，形成商业创新—军事应用反馈循环 [9] - 平台算法与流量打造数字认知战，通过“技术民主联盟”等叙事和算法推荐机制影响政治信息传播，将用户流量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服务于特定政治议程 [10] - 技术标准与规则武器化，美国通过“芯片四方联盟”等排他性联盟主导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并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将伦理标准政治化，构建规则制定—标准控制—市场准入三位一体的战略架构 [12] 技术—政治复合体对行业与公司的影响 - 科技资本政治影响力增强，2024年大选政治捐款机构50强中科技资本占据11席，科技巨头通过政治捐款和游说显著增强其政治议程设置能力 [5][14] - 政策导向向科技资本倾斜，政府废除人工智能监管框架，简化审批流程，出台支持加密货币的监管新规，并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和税收抵免支持半导体等行业 [3][5][8] - 科技公司业务深度融入国家战略，例如帕兰提尔将其军事级数据平台拓展至民用领域，获得英国国民保健体系价值数亿英镑的合同 [9] - 科技竞争态势加速，美国政府将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发展视为国家安全核心，可能引发全球科技军备竞赛和体系分裂 [15] - 对外战略呈现单边与技术民族主义倾向，美国通过技术封锁、出口管制遏制竞争对手，并意图对外输出从芯片到标准的整体“美国技术栈” [16]

科技工业复合体 - 科技工业复合体以国家利益为核心驱动力，由白宫、国会和高科技企业组成新的权力铁三角，科技企业愿意为国家战略牺牲部分眼前利益[4] - 科技工业复合体主张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增强国家实力，而非依赖传统的地缘扩张或军事征服[4] - 科技工业复合体推动的项目如"大规模AI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巩固美国技术领先地位[4] - 科技工业复合体倾向于通过和平时期的技术竞争来实现对战略对手的压制[5] 军事工业复合体 - 军事工业复合体建立在庞大的国防预算和利益链条之上，军工企业通过游说和政治献金影响国会拨款[5] - 军事工业复合体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倾向于鼓吹和夸大外部威胁以确保军费和武器订单[5] - 军事工业复合体通过输出战争与不稳定来维持霸权，形成制造危机—军火盈利—巩固霸权的恶性循环[5] 技术加速主义 - 技术加速主义主张通过私营部门与政府的合作提升美国在战略产业上的自给能力[8] - 马斯克试图在美国复制中国的"举国体制"，通过政府效率部直接干预资源配置，增加对新兴尖端科技的支持和补贴[9] - 马斯克推动放松对科技产业的监管，为人工智能、太空、清洁能源等未来产业提供政策优惠[9] - 马斯克倡导减少频繁政策更替带来的内耗，主张学习中国制定长期目标、持续投入的策略[10] 扩张性保守主义 - 扩张性保守主义向全球积极输出保守主义价值观，马斯克利用资本和社交媒体影响力扶植各国保守派力量[14] - 扩张性保守主义运用资本支持、舆论操控等方式影响别国政治走向，而非直接出兵干预[14] - 马斯克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反"觉醒主义"的舆论以及反移民情绪，推动"民族保守主义"的共同信念[15] 对中国的影响 - 科技工业复合体对中国的挑战更具隐蔽性和制度性，表现为"三位一体的全链条封锁机制"[20] - 技术加速主义在美国坐大可能引发全球层面的规范竞争，如人工智能伦理和数字贸易规则方面的差异[21] - 扩张性保守主义可能削弱西方传统同盟对中国施压的凝聚力，但也需警惕技术脱钩等潜在风险[23]

马斯克与特朗普政府关系演变 - 马斯克与特朗普关系从蜜月期转向话不投机 马斯克公开抱怨联邦官僚机构效率低下 并批评税收与支出法案增加预算赤字 [1][2] - 马斯克在任期间推动科技创新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 引发对科技巨头政治角色的思考 [2] 科技工业复合体 - 科技工业复合体由白宫 国会和高科技企业组成 以国家利益为核心驱动力 强调长期技术优势而非短期利润 [3] - 科技企业通过旋转门进入政府关键岗位 提升政策执行效率和科技专长 [3] - 该模式主张通过技术创新增强国家实力 而非地缘扩张 推动如大规模AI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 [3][5] 军事工业复合体 - 军事工业复合体依赖国防预算和利益链条 军工企业通过游说影响国会拨款 形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4] - 该模式倾向于夸大外部威胁 制造地缘冲突以维持军费开支和武器订单 [5] - 通过军事干预巩固全球霸权 形成制造危机—军火盈利—巩固霸权的循环 [5] 技术加速主义 - 技术加速主义主张私营部门与政府合作 提升战略产业自给能力 激发全民创新 [9] - 马斯克推动引入AI和大数据技术精简政府机构 仿效中国高效治理模式 [10] - 借鉴中国举国体制 集中资源发展尖端科技 如人工智能 太空和清洁能源 [11] 扩张性保守主义 - 扩张性保守主义向全球输出保守主义价值观 通过资本和舆论影响他国政治 [17][18] - 马斯克推动跨国保守主义联盟 在德国 英国等国家扶植右翼力量 [19] - 该模式反对多边主义 主张各国维护传统文化和主权 削弱国际协作机制 [21][22] 对中国的影响 - 科技工业复合体对中国形成系统性挑战 涉及技术 产业和制度等多维度竞争 [24][25] - 技术加速主义可能引发全球规范竞争 如AI伦理和数字贸易规则 [26] - 扩张性保守主义可能削弱西方同盟对华压力 但也需警惕技术脱钩等风险 [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