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业矛盾的性质转变 - 中国就业的主要矛盾已从总量性矛盾（劳动力过剩）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劳动力市场匹配问题）[1][4][9] - 这一转变与快速的人口转变（少子化、老龄化）密切相关，劳动年龄人口在2022年达到峰值后转入负增长[1][5][7] - 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化和人工智能应用加快了劳动力重新配置，加剧了结构性就业矛盾[1][9][31] 人口转变的关键转折点 - 199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下，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7] - 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6.9%，进入老龄化社会[7] - 2004年出现普遍"民工荒"，标志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8] - 2021年老龄化率达14.2%，进入老龄社会；2022年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8] 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体制障碍 - 户籍制度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城镇常住人口中37.6%无本地户籍，15-40岁年龄组该比例更高[14][17] - 城镇就业非正规化程度（非正规指数）从2000年的49.8%升至2023年的65.2%的历史最高水平[21] - 公共就业服务覆盖不均，农民工等群体获得的技能培训、岗位信息等公共服务不充分[13][29]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特征 - 人工智能将赋能自动化和智能化，在越来越多岗位上替代劳动者，包括高端服务业白领岗位[33] - 技能更新速度超过培养速度，世界经济论坛预测2025-2030年现有技能的39%将被改变或淘汰[34] - 人口老龄化是自动化加速的重要动因，中国、日本、韩国等老龄化快速国家自动化进程更明显[38][40] 人工智能影响的经验事实 -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诱致自动化技术创新，中国、日本、韩国20-40岁核心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00-2023年分别下降7.3、7.5和10.2个百分点[38][40] - 自动化替代劳动者会降低劳动报酬份额，扩大收入差距，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22年仍达0.47[42][45] - 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引导至创造生产性岗位，而非单纯替代劳动，可通过制度安排避免市场失灵[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