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治与舆论环境 - 民国初年北京官僚政治色彩浓厚，官气弥漫于政界、教育界和新闻界，城市充满污浊空气 [1] -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新闻界一度出现复苏气象，复刊和新办报纸达七十多家，但大部分报纸仍沦为政党工具或谋利机关，了无生气 [2] - 北京的政治气候和格局深刻影响知识分子言论事业，李大钊等人依托报刊参与思想文化建设，但因政治纷争或思想分歧屡次被迫离职或刊物停刊 [2] 北京大学与教育革新 -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进行大刀阔斧改革，提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扭转学生升官发财思想，并大力发展文、理两科 [5] -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大学附近的箭杆胡同，实现了“校与刊”的结合，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动力 [5][6] - 北京大学改革后面貌焕然一新，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吸引了胡适、刘半农、李大钊、高一涵等新式知识分子加入，各种学生社团涌现并于1917年11月16日创刊《北京大学日刊》 [7][12] 《新青年》与文学革命 - 《新青年》创刊时申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不直接介入现实政治，多从原理和价值观层面讨论问题 [6] - 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次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引起广泛反响 [6] - 至1918年，《新青年》几乎完全与北京大学融为一体，作者多由北京大学师生构成，借助于大学资源从思想文化根本处重新锻造政治理解 [12] 新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影响 - 以北京大学及周边（东城）和教育部及周边（宣武门）形成了两处新的文化空间，为陈腐的北京城带来新鲜亮色 [7][8][12] - 教育部中的新力量，如1916年8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提倡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为新文化运动的合法化提供了体制保证，并为后来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合流埋下伏笔 [10][11] - 新式知识分子从依托新闻界转向为大学所吸纳，找到了新的舞台，通过新的教育体制和文化空间聚集的能量，即将改变中国的文化版图 [12]

文学革命的核心观点 - 文学革命被误解为成功程度偏高，实际影响有限[1] - 胡适认为文学革命是"有意的主张"和"人力的促进"，通过《新青年》加速了文学演进[1] - 陈独秀提出白话文兴起源于中国产业发达和人口集中的社会需求[1] - 文学革命与废除科举后的社会变动及读书人阶层调整密切相关[2] 立说者与接收者的互动 - 胡适与陈独秀形成互补：胡适学术见解深刻，陈独秀把握现代化重点并提出"民主""科学"口号[4] - 留美学生通过《新青年》实现与国内思想界的衔接，改变了自说自话状态[6] -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在国内引发轰动，但在留美学生刊物中无人理睬，显示接收面的差异[7] "我们"与"他们"的困境 - 清末白话运动区分"我们"(士大夫)与"他们"(民众)，而文学革命要求士大夫先自我启蒙[9] - 新文化人面临既要面向大众又要保留文学裁判权的矛盾[17] - 反对者如梅光迪、林纾指出若用白话则社会阶层界限模糊的潜在问题[18] 文学革命的实际影响 - 新文学作品主要读者是边缘知识青年而非真正的底层大众[26]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说销量不逊于白话小说，显示文学革命在白话推广上仅部分成功[25] - 新文学读者群多是从林译文言小说转向的群体及向往上流社会的知识青年[26][29] 白话文的特性与接受 - 胡适强调白话文"简捷和易于教授"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30] - 周作人批评胡适"活文学观"，认为文言与白话差异主要在文体而非死活[12][13] - 白话文运动降低了写作门槛，使边缘知识青年获得与精英竞争的机会[28][29] 社会阶层的反应差异 - 真正底层读者长期不欣赏白话文学，而张恨水的文言小说在通俗市场广泛流行[25][31] - 新文化人未意识到其作品主要影响菁英和边缘青年，与大众实际存在疏离[32] - 梁启超与梅兰芳的受众对比显示知识菁英与大众的文化偏好差异[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