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的核心观点 - 文学革命被误解为成功程度偏高，实际影响有限[1] - 胡适认为文学革命是"有意的主张"和"人力的促进"，通过《新青年》加速了文学演进[1] - 陈独秀提出白话文兴起源于中国产业发达和人口集中的社会需求[1] - 文学革命与废除科举后的社会变动及读书人阶层调整密切相关[2] 立说者与接收者的互动 - 胡适与陈独秀形成互补：胡适学术见解深刻，陈独秀把握现代化重点并提出"民主""科学"口号[4] - 留美学生通过《新青年》实现与国内思想界的衔接，改变了自说自话状态[6] -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在国内引发轰动，但在留美学生刊物中无人理睬，显示接收面的差异[7] "我们"与"他们"的困境 - 清末白话运动区分"我们"(士大夫)与"他们"(民众)，而文学革命要求士大夫先自我启蒙[9] - 新文化人面临既要面向大众又要保留文学裁判权的矛盾[17] - 反对者如梅光迪、林纾指出若用白话则社会阶层界限模糊的潜在问题[18] 文学革命的实际影响 - 新文学作品主要读者是边缘知识青年而非真正的底层大众[26]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说销量不逊于白话小说，显示文学革命在白话推广上仅部分成功[25] - 新文学读者群多是从林译文言小说转向的群体及向往上流社会的知识青年[26][29] 白话文的特性与接受 - 胡适强调白话文"简捷和易于教授"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30] - 周作人批评胡适"活文学观"，认为文言与白话差异主要在文体而非死活[12][13] - 白话文运动降低了写作门槛，使边缘知识青年获得与精英竞争的机会[28][29] 社会阶层的反应差异 - 真正底层读者长期不欣赏白话文学，而张恨水的文言小说在通俗市场广泛流行[25][31] - 新文化人未意识到其作品主要影响菁英和边缘青年，与大众实际存在疏离[32] - 梁启超与梅兰芳的受众对比显示知识菁英与大众的文化偏好差异[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