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任期内多次公开批评美联储货币政策，要求降息以刺激经济，例如2019年8月19日呼吁联邦基金利率"至少下调100个基点"[2] - 政治干预美联储并非特例，历史上杜鲁门、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均有类似行为，近年参议员曼钦和保罗也持续施压[2] - 美联储虽设计独立（如14年理事任期），但法定监督机制仍构成政治压力，国会可通过修法调整其职责，总统可通过提名影响FOMC投票结构[3] 理论框架 - 央行独立性受质疑时，最优货币政策需纳入"信念管理"，通过激进政策（如超预期加息）向公众传递独立性信号[1][4] - 模型显示公众对央行独立性的主观概率直接影响政策效果：信任度低时，即使央行独立，政策效果也会因预期恶化而受损[11] - 央行需权衡短期经济波动与长期声誉，例如面对生产率冲击时可能故意偏离政府偏好，以牺牲短期稳定换取长期可信度[9][10] 实证发现 - 特朗普批评推文导致公众通胀预期显著上升，证明口头声明无法建立信任，必须通过"有代价的行为"传递信号[5] - 法律独立性指标与通胀负相关，但发展中经济体或近年数据中关系减弱，实际干预更易推升通胀预期[6] - 当公众认为央行可能受控时，独立央行会主动加大政策力度（如加息幅度超过常规最优水平），形成"声誉投资"策略[11][12] 模型机制 - 基于新凯恩斯框架构建四主体模型，关键假设是家庭无法直接观察央行类型，需通过利率决策贝叶斯更新独立性信念[8] - 央行政策具有双重目标：调控通胀/产出+管理公众信念，形成动态博弈（如刻意偏离政府偏好以抑制信任恶化）[9][10] - 数值解显示激进政策虽短期增加波动，但能降低长期"声誉成本"，改善未来政策空间[11][12] 政策启示 - 独立性声誉需通过"代价高昂"的政策行动建立，单纯透明沟通或声明无效，因受控央行也会模仿独立行为[5][14] - 现代货币政策核心挑战是平衡宏观稳定与信念管理，需将公众认知纳入动态决策框架[12][13] - 基于信念的独立性度量（公众主观概率）比法律指标更能反映实际政策约束，影响通胀预期形成机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