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认知与演变 - 风险与不确定性直接关联，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且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2] - 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的“慢变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快变社会”，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导致变化速度加快，一般风险演变为重大风险的频次增多且演变速度加快[2] - 经济系统嵌入社会体系，社会风险挑战增多导致经济风险随之增加[3] 经济循环与风险传导 - 经济循环主要体现在“支出—收入”循环和“资产—负债”循环，循环不畅会导致供需负反馈和风险累积，宏观效应表现为储蓄与投资失衡及供给与需求失衡[3] - 个体风险外部化后扩散为公共风险，经济下行趋势下个体风险外部化上升导致违约增多，公共风险呈扩散态势[4] - 风险公共化形成关联效应时需及时斩断以转变预期，避免所有企业遭受压力，错过低成本防范化解机会将导致更高化解成本[4] 政府风险管控职能 - 政府作为公共风险管理者，目标是公共风险最小化以实现宏观确定性最大化，从而形成良好市场预期[5] - 政府需防范个体风险外溢公共化，并在公共风险形成时及时处置以避免市场收缩和经营主体风险成本上升[5] - 政府需从薄弱环节入手遏制风险循环，通过增强契约完备性以法治和政策保障形成制度性安排，稳定经营主体预期[6] 风险管理政策工具 - 政府需提供“风险市场”如保险、银行、证券、期货等，使微观主体转移和分散风险，避免风险外部化上升为公共风险[7] - 国债作为无风险资产是风险资产定价基准，优化国债品种结构和收益率曲线是完善资本市场和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关键[7] - 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需维持宏观流动性、币值和估值稳定，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救援以切断风险传播链条[7] 风险出清与预期管理 - 行为主体目标从利益最大化转向风险最小化，只有出清公共风险才能改变预期并激活经济活力[8] - 需有效遏制房地产、地方债等领域风险循环累积，增强政策确定性和可预见性，通过制度性安排引导社会预期[8] - 需防范外部风险输入导致内部风险上升，通过风险权衡应对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等外部风险[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