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现状与历史对比 - 当前对中国经济的讨论常以20至30年前的高速增长期为参照，彼时增长由大规模外资流入、基建投资和人口城市化推动[2] - 尽管超常增长期已过，但如果政策得当，中国经济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前，仍可保持比西方世界更快的增长速度[2] 长期发展成就与当前基础 - 数十年高增长使近8亿人摆脱贫困，并建设了覆盖全国的一流物质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高铁、航空、通讯、电网、互联网和5G网络[3] - 制造业从简单加工起步，通过市场换技术、消化吸收，现已拥有先进的制造能力与发达供应链，并涌现出一批具有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3] - 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等领域保持着世界先进地位[3] - 高速增长支撑了教育、科研和医疗的持续投入，拥有众多一流大学，每年培养千万级高校毕业生和数百万理工科学生，建立了先进的医疗体系和全覆盖的社会保障[3] 未来增长目标与挑战 - 以2035年人均GDP从约14000美元提高到25000美元以上为目标，需保持每年人均GDP约6%的名义增速[4] - 考虑到未来10年人口年均下降约0.35%，且汇率不变，GDP年均名义增长约5.6%即可实现目标[4] - 2025年GDP实际增速为5%，但名义增速仅3.9%，GDP通胀率为-1.1%，出现实际增速较高与经济偏冷并存的“温差”局面[4] - 增长过于结构化、集中在少数领域（如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虽然能推高实际GDP，但无法生成宏观平衡，可能导致“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4][5] - 经济总需求和收入流量收缩趋势未见缓解，物价下降，导致名义GDP增速与实际GDP增速出现倒挂[5] 政策分析与建议 - 如果政策继续只盯住实际GDP增速目标，将强化结构性增长趋势、恶化整体经济偏弱态势[5] - 宏观政策应更多预估结构性增长的宏观风险，并平衡好少数高科技产业与其余部门之间的关系[5] - 央行货币政策应主要关注物价和实际失业，这是绝大多数国家央行的基本立场和目标[5] - 在低通胀或通缩状况下，货币政策立场应盯住物价目标，而非过度关注实体经济实际增长率[5] - 若只考虑实际GDP增速，货币政策会偏向数量工具和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少数目标产业扩张，难以缓解宏观经济紧缩压力，不利于物价和经济回归正常状态[5] - 当前宏观政策框架尚未以物价和就业为锚，也未高度关注GDP名义值变化，工具仍以信贷数量型和结构性货币政策为主，利率和汇率政策调整缺少物价锚，难以确保实现2%的通胀目标[6] - 设想将2025年增长数据颠倒为名义GDP增速5%、实际增速3.9%、物价上涨1.1%，从宏观上理解是更趋稳、更平衡的状态，表明需求收缩缓解、物价回升，经济向正常状态回归，实际GDP增速也会随之慢慢加快[6]

评级确认与宏观经济表现 - 全球信用保险机构科法斯确认摩洛哥维持"B"级评级，反映其风险可控且经济稳定 [1] - 该评级表明企业能在某些制度或外部脆弱性持续存在的情况下顺利运营，且不面临重大障碍 [1] - 评级凸显摩洛哥在稳健的宏观经济平衡、行业多元化和良好商业环境方面的表现 [1] 生产部门与公共政策 - 维持"B"级评级凸显了摩洛哥生产部门的韧性 [1] - 生产部门的韧性得益于在能源、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实施的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 [1] 区域比较与外部影响 - 北非经济体存在显著差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正遭受美国新一轮关税上调影响，税率最高达30% [1] - 相比之下，摩洛哥对美国关税税率仅为10%，且对美出口仅占摩洛哥整体出口的6%，直接影响较小 [1] - 主要间接影响来自摩洛哥最主要贸易伙伴欧盟的需求明显降低 [1] - 区域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对全球生产供应链和商业信心产生实质性负面影响 [1] 经济结构脆弱性 - 摩洛哥经济对农业依赖较高，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占全国就业的30% [2] - 经济抵御自然风险能力较低，面临干旱时将会受到明显冲击 [2] - 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失业率达到35.8% [2] -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存在的脆弱性问题之一 [2] 结构改革方向 - 提高经济韧性需推动结构改革，而非仅依靠大型项目 [2] - 结构改革方向包括提高人力资源、降低非正规经济、提高生产率，以及加大对非欧洲市场的开放 [2]

风险认知与演变 - 风险与不确定性直接关联，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且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2] - 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的“慢变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快变社会”，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导致变化速度加快，一般风险演变为重大风险的频次增多且演变速度加快[2] - 经济系统嵌入社会体系，社会风险挑战增多导致经济风险随之增加[3] 经济循环与风险传导 - 经济循环主要体现在“支出—收入”循环和“资产—负债”循环，循环不畅会导致供需负反馈和风险累积，宏观效应表现为储蓄与投资失衡及供给与需求失衡[3] - 个体风险外部化后扩散为公共风险，经济下行趋势下个体风险外部化上升导致违约增多，公共风险呈扩散态势[4] - 风险公共化形成关联效应时需及时斩断以转变预期，避免所有企业遭受压力，错过低成本防范化解机会将导致更高化解成本[4] 政府风险管控职能 - 政府作为公共风险管理者，目标是公共风险最小化以实现宏观确定性最大化，从而形成良好市场预期[5] - 政府需防范个体风险外溢公共化，并在公共风险形成时及时处置以避免市场收缩和经营主体风险成本上升[5] - 政府需从薄弱环节入手遏制风险循环，通过增强契约完备性以法治和政策保障形成制度性安排，稳定经营主体预期[6] 风险管理政策工具 - 政府需提供“风险市场”如保险、银行、证券、期货等，使微观主体转移和分散风险，避免风险外部化上升为公共风险[7] - 国债作为无风险资产是风险资产定价基准，优化国债品种结构和收益率曲线是完善资本市场和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关键[7] - 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需维持宏观流动性、币值和估值稳定，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救援以切断风险传播链条[7] 风险出清与预期管理 - 行为主体目标从利益最大化转向风险最小化，只有出清公共风险才能改变预期并激活经济活力[8] - 需有效遏制房地产、地方债等领域风险循环累积，增强政策确定性和可预见性，通过制度性安排引导社会预期[8] - 需防范外部风险输入导致内部风险上升，通过风险权衡应对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等外部风险[8]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需运用底线思维和系统思维防范化解可能迟滞或中断民族复兴进程的全局性经济风险 [1] - 风险与不确定性直接关联，在社会加速变化背景下，一般风险演变为重大风险的频次增多、速度加快 [2] - 经济风险蕴含于“支出-收入”和“资产-负债”等经济循环中，循环不畅会导致风险累积和宏观失衡 [3] - 防控重大风险需认识风险循环，及时斩断风险公共化形成的关联效应，避免错过低成本化解时机 [4] - 政府作为公共风险管理者，其目标是公共风险最小化，从而最大化宏观确定性，形成良好市场预期 [5] - 出清风险的对象是公共风险或正在公共化的风险，而非市场风险，需把握好出清风险与稳定预期的关系 [8] 风险的性质与演变 - 风险无处不在，全球风险上升且难以预测，人类原有规则失效、秩序被打破 [2] - 社会发展进程呈“加速度”：农耕社会1000年无大变化，工业化后100年有变化，信息社会10年就有不小变化 [2] - 在社会加速变化背景下，一般风险演变为重大风险的频次增多，演变速度加快 [2] 经济系统与风险循环 - 经济系统嵌入社会体系，社会风险挑战增多导致经济风险增加 [3] - 经济循环主要体现在“支出-收入”循环和“资产-负债”循环，风险蕴含其中 [3] - “支出-收入”循环不畅会导致供需负反馈和风险累积，宏观表现为储蓄与投资失衡、供给与需求失衡 [3] - “资产-负债”循环中易出现流动性风险和资产贬值风险 [3] - 个体风险外部化后积累扩散，会转化为公共风险（宏观风险） [4] - 经济高速增长时个体风险外部化下降，公共风险收敛；经济下行时个体风险外部化上升，公共风险扩散 [4] 政府管理公共风险的职责与方式 - 政府作为公共风险管理者，目标是公共风险最小化，从而使宏观确定性最大化，形成良好市场预期 [5] - 管理方式是遏制风险循环累积扩散，包括防范个体风险外溢公共化和化解已形成的公共风险 [5] - 需从薄弱环节入手，增强契约完备性，以法治和政策为保障，形成让经营主体有长远预期的制度性安排 [6] 政府管理公共风险的政策工具 - 提供“风险市场”如保险、银行、证券、期货及其衍生工具，让微观主体转移分散风险，避免风险外部化 [7] - 提供无风险资产（如国债），优化其品种结构、促进流通、完善收益率曲线，是完善资本市场的关键 [7] - 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保持宏观流动性、币值、估值稳定，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救援 [7] - 公共政策是对冲重大风险的工具箱，需按风险生成逻辑精准实施，风险权衡需有整体观 [7] 出清风险与稳定预期 - 行为主体目标由利益最大化转变为风险最小化，只有出清风险才能改变预期，让经济产生活力 [8] - 风险出清的对象是公共风险或正在公共化的风险，而非市场风险 [8] - 国内需遏制房地产、地方债等领域风险循环累积，增强政策确定性，做好产权保护等工作 [8] - 外部需防范大国关系、周边关系等风险输入，通过风险权衡应对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