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与意义 - 郭大顺提出红山文化应存在比已知“女神庙”等级更高的建筑，暗示该文化尚有重大遗迹待发掘[1] -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新发现含玉龙在内的大量红山文化遗迹，显示红山文化在极盛时期可能从辽西南下进入河北西北部桑干河流域，该发现入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项目[2] - 牛河梁遗址考古发现了玉龙、女神头像、大型祭坛、积石冢等关键遗存，使西辽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并立成为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1] 中华文明起源的礼制连续性 - 中华文明核心在于连续性，主要表现为礼制的延续，其观念可追溯至约1万年前，5000多年前已较为成型[5] - 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和“玉龙凤”是最初的礼制表现，良渚文化的玉器组合（琮、璧、钺）礼制化程度更高，中原商周礼器延续了东方海岱地区“鼎、豆、壶”组合[6] - 中国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礼器而非生产工具，与西方用途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礼器属性的文化传统[7] 史前各区域文化共性与差异 - 史前各区域存在自然条件与生业经济差异，如东北渔猎、中原粟黍农业、东南稻作，但文化共性为主，发展道路一致[9] - 仰韶文化尖底瓶可能为祭祀用的神器，彩陶系统反映信仰，表明中原地区宗教性并不低，与红山文化具有观念同一性并能高度融合[9] - 中国古代农业具有神圣性，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石磨盘、镰刀等农具可能具仪式性，良渚古城发现20万斤炭化稻米或与祭神有关[11] 苏秉琦学术思想的核心遗产 - 苏秉琦提出“古国-方国-帝国”文明起源三阶段论，红山文化属古国时代，古国出现与当地原始文化紧密相连，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凝聚四方中心[13][14] - 苏秉琦学术思想包括区系类型说、文明观、方法论，其六大区系类型划分（如北方、中原、东方等）考虑古今一体，有助于理解10亿人、56个民族凝聚的基础结构[16][17] - 苏秉琦强调考古学为现实服务是自然过程，通过理论化、科学化重建古史，能揭示各民族共同贡献中国文化传统，修正旧有历史书写偏见[18][19][20] 考古学理论发展与多元观点 - 严文明对史前文化格局提出“三大系统”说（东北筒形罐文化、中原鬲文化、东南鼎文化），与苏秉琦“满天星斗”说相近，强调多元一体动态格局[22][23] - 考古学需欢迎“百家争鸣”，如英国巨石阵导览呈现多种观点（纪念建筑、天文、墓葬等），不同观点交锋有助于学科深入发展并孕育大师[28] - 考古学应以考古资料为主重建古史，用考古发现检验文献（如红山文化南下对应五帝时代前期文化大融合），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需更紧密合作[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