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龟兹》与节目《丝路古韵》概况 - 原创大型舞剧《龟兹》是新疆自治区重点文艺项目，其精华片段《丝路古韵》登上了2026年马年央视春晚舞台 [1] - 该舞剧由国家一级编导佟睿睿担任总编导，文史学者韩子勇担任编剧，是目前唯一一部获得新疆龟兹研究院正式授权的舞剧作品 [1] - 在春晚播出前，舞剧《龟兹》已完成覆盖上海、宁波、苏州、杭州、北京、天津、哈尔滨七座城市的十六场全国巡演，于2025年12月13日结束 [4] 创作背景与艺术考据 - 舞蹈《丝路古韵》的编创灵感直接源于新疆克孜尔石窟第38窟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图”及其他龟兹石窟壁画记载的乐舞元素 [5] - 创作团队为“复活”历史，曾多次深入新疆实地采风，并与文物及艺术史专家紧密结合，对乐舞形象、表演动作、服饰造型与舞美视效进行精心设计与考据 [7] - 节目中的快速旋转段落是对历史上风靡唐代的“胡旋舞”核心特征的当代呈现，编导团队大胆还原了其原本的烈度与生命力 [9] 舞蹈艺术特征与表现 - 舞姿遵循龟兹乐舞典型特征：舞者身体线条呈优美的S型，通过双脚交叉、出胯、扭腰构成基本造型，动作擅长各种姿势的旋转，节奏在时急时缓中起伏对比 [9] - 舞者通过手指的精细颤动与眼神的灵动流转，模仿壁画中乐伎演奏横笛、排箫、箜篌、琵琶等乐器的姿态，细节仿佛从壁画中剥离 [9] - 春晚舞台上选取的片段集中展现了龟兹乐舞最本真、最热烈的面貌，是对舞剧核心美学一次高度浓缩的电视化表达，时长约3分58秒 [4][5] 舞台视觉设计与美学理念 -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敦煌艺术研究学者常沙娜教授担任《丝路古韵》艺术顾问，并参与指导了舞台沉浸式多媒体视效空间的设计 [10] - 舞台通过前沿多媒体技术被塑造为光影流动的龟兹石窟内景，背景中源自壁画的图案与纹样被不断呈现、放大，细节纤毫毕现 [10] - 视觉设计有意融合了龟兹石窟与敦煌石窟艺术中的共性元素，旨在诠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营造“沉浸式赏画”的审美体验 [10] 核心主创与顾问背景 - 总编导佟睿睿为国家一级编导 [1] - 艺术顾问常沙娜教授现年95岁，被誉为“敦煌艺术的女儿”，其父为“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她曾参与人民大会堂外立面装饰、共青团团徽等多项国家级设计 [11]

纪录片《何以中国》的创作背景与核心理念 - 纪录片《何以中国》及其同名书籍旨在通过考古学成果，呈现一部视觉化的中国“深历史”，以回答“何以中国”这一根本问题，其核心是超越传统的“上下五千年”叙事框架，构建一部基于前沿考古发现的“万年中国史”[3][4][7] - 创作团队认为，传统的“上下五千年”历史框架更多是基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需求的文化符号，已不足以承载对“何以中国”的深入追问，现代考古学提供了重新审视和构建更久远、更鲜活历史图景的科学途径[3][4] - 该项目的初衷是将最新的、甚至仍在研究中的前沿考古学发现与成果进行视觉化记录与学术性凝练，以帮助公众构建一部与以往叙事不同的中国历史[7] 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关键作用 - 考古学是研究文字发明前及文字记录之外古代社会的唯一科学途径，它通过科学方法获取和分析信息，使研究者能够复原和理解从几百万年前的古人类到一万年前定居祖先的历史[4] - 考古学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窗口，使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人名和事件，更是具体的物、场景和历史样貌，从而能够研究和探索远超文献框架的早期人类群体历史[4] - 西方学界对中华文明史的追溯通常以甲骨文和殷墟为起点，这种认知滞后于中国最新的考古发现，例如三星堆和良渚的发现，证明了早期中国历史的图景远比文字记载更为久远、丰富和复杂[5][6] 中华文明的关键特征与发展节点 - 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多元一体”的结构，如同双螺旋基因，多元性与一体化始终回旋交织，这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具有强大韧性和生命力的基因密码[10][11] - 纪录片与书籍选取了八个关键变化节点来勾勒长尺度的中华文明简史，即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青铜时代部族兴替，直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8] - 历史叙事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史前史）聚焦农业、定居、社会不平等与文明起源等世界性宏观命题；后半部分（先秦史）则展现夏商周至秦的多元一体化进程，强调夏商周疆域外的早期中国同样精彩，多元性是秦汉一体化王朝形成的主要基础[9][10] 考古学带来的历史叙事革新 - 考古学叙事具有非线性特点，它揭示的历史不是一条有明确先后顺序的时间轴，而是具有“形状”的，在中国广阔的地域中，时间的形状体现为祖先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中华文明并非从单一源流发展而来[11] - 考古学通过多重视角和实证方法让读者贴近历史真实性，包括有意识地加重“小人物”的视角，利用出土的简帛文书等无意识留下的材料，记载普通人的社会生活[12] - 全书的编排并非完全按时间顺序，第一章先阐述秦汉统一王朝的核心及其对后世连续性的贡献，给出“什么是中国”的答案，然后再从人类起源阶段从头讲述，这种结构旨在阐明历史变化的宏观节奏如何一步步夯筑“何以中国”的根基[8][9]

河南地的历史地理定位 - 核心区域位于黄河“几”字弯内，汉代文献记载其核心区域东西千二百里，南北八百里 [1] - 考古发现显示该区域包含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包头及鄂尔多斯地区 [1] - 该地区既是军事地理上的锁钥之地，更是文明交融的天然熔炉 [1] 秦汉时期的军事与战略价值 - 秦始皇派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1] - 匈奴河南白羊王据河套时，距长安仅七百里，对中原构成直接威胁 [2] - 元朔二年，卫青率军出云中，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 [2] - 霍去病率八百轻骑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斩获首虏二千余级 [2] - 汉军长途奔袭战术先进，骑士皆持三日粮，旦暮兼程，使用指南车与北斗星双重导航 [3] - 夺取河西走廊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基础 [4] 古代治理与边疆政策 - 汉朝在河南地设立朔方郡，推行屯田制，并兴修水利工程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9] - 实施“徙民实边”政策，不仅迁中原农民，也使南匈奴内附，与汉人杂处 [9] - 赵充国在河湟地区提出“屯田戍边”，留步兵万人屯田，以益积畜，省大费 [5] - 汉朝对归附的匈奴首领给予高位礼遇，并开放关市允许铁器、丝绸与牲畜交易 [6] - 清朝康熙帝在河套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与厅县制度并行的双轨治理 [9] - 汉朝通过郡县、属国、藩臣三级体系构建边疆秩序，不追求绝对的文化同化 [12] 经济与文明交流 - 长城沿线分布的关市遗址证明，该地曾是茶马互市、胡汉贸易的繁荣场所 [6] - 汉简记载有戍卒与匈奴牧民易马的记录，以及汉朝军官为匈奴部众请粮的奏报 [7] - 当地出土的“单于和亲”瓦当与“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诉说着战争之外的共生智慧 [7] - 政府鼓励百姓迁徙至河南地，给予土地和生产资料，使商业日益繁荣，加深了各民族间的联系 [11] - 河南地如今再次成为连接中原与草原、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枢纽 [10] 文明融合与历史意义 - 考古发现在匈奴贵族墓葬中既有草原风格的青铜箭簇，也有秦汉瓦当，证明文明交融早已开始 [1] - 中华大一统的进程是多民族共同书写的融合史诗，民族血缘在征战与融合中不断重构 [6][7] - 该地区见证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和亲政策与军事打击的交替上演 [9] - 河南地的意义在于它始终是交融的熔炉，各民族最终汇入中华民族的大洋 [11] - 该地区所体现的多元一体、在差异中求和合的文明智慧，是中华民族团结共生的生动写照 [12]

展览与文物概况 -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层11号展厅正举办“经纬织山河——河北隆化鸽子洞藏元代丝织品展”，展览时间将持续至3月22日 [1] - 展览文物于1999年由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茶棚村（另一处提及为东梁顶村）少年在鸽子洞中偶然发现，最初发现几十件元代洞藏文物 [1][3] - 展览分为“王朝新制 衣冠共融”、“花开富贵 样出新裁”、“瑞鸟呈祥 金锦西来”三个单元，阐释丝织品蕴含的规制礼仪、工艺与文化内涵 [1] - 最终汇集的文物共67件（套），其中5件被定为一级文物，23件为二级文物，11件为三级文物 [4] - 此次展览为洞藏展，区别于上一个窖藏金器展，“洞藏”指古人利用天然洞穴进行的储藏活动 [5] 文物发现与保护过程 - 1999年1月，四名少年在海拔1010米的鸽子洞中用刀锯翻挖时，先发现稻壳状物，继而发现丝织物一角，并拽出一个粗糙包裹，内装服装、布鞋、文书、骨器等物品 [3] - 少年们最初带走部分骨角器、银饰件和五铢铜钱，将衣物、文书等抛在洞内外 [3] - 茶棚村党支部书记兼文物保护员韩文贵得知后，立即组织上山搜寻散落物品并妥善保管，并坚决拒绝文物贩子，坚持上交国家 [4] -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对文物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细致鉴定，对其中一件“驼色地鸾凤串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面”给予了极高评价 [4] 元代服饰材料与形制特点 - 展览直观呈现了元代百姓主要服饰材料由麻丝转变为棉布的历程 [6] - 元朝统一加速了边疆棉纺织技术向中原传播，黄道婆将黎族纺织技术传至松江地区，使棉纺织水平迅速提高，质地柔软、坚固耐用、价廉物美的棉布逐渐取代麻和丝织物 [6] - 展出的白棉布束腰窄袖大褶袍为右衽、交领设计，上衣下裳相连、上紧下短、袖口狭窄，是元代特有的“一色服”，其腰部和裙摆的褶皱是为方便骑马打猎 [6] - 辫线袄是元代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其腰部采用绢帛拈成的辫线密密钉绣成细裥，形制为右衽交领，紧袖宽摆，腰身紧束，便于骑射，影响延续至明代 [8] - 展出的印金半袖罗夹衫面料为褐色四经绞素罗，以天然蚕丝为原料纯手工织造，衣身前后满地印金小团花纹，通身印金工艺与元代“金褡子”特征高度契合 [9] 纹样工艺与文化融合 - 展出的蓝地菱格卍字龙纹双色锦对襟棉袄，其袄面纹样为一正一反两条夔龙连续排列，对襟绣边上的杂宝图案亦见于宋代，体现了元代审美对前朝的继承，而蓝白配色则体现了蒙古族尚白尚蓝的喜好 [7] - 辫线袄右肩部分用蹙金绣工艺绣出云纹及团窠图案，团窠内为一只玉兔象征月亮，左肩推测应有代表太阳的三足乌图案，与元代文献中肩挑日月的记载相符 [8] - 凤鸟纹在元代被规定为皇家御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但出土丝织品显示民间使用屡禁不止，展览中的凤纹织金锦便是代表 [10] 高端织物：织金锦与纳石失 - “驼色地鸾凤串枝牡丹莲纹织成锦被面”原料为锦，采用了织金工艺，其被面主体部分长度为180厘米，纹样为串枝牡丹莲花纹，该文物的发现印证其主人应为当时贵族 [9] - “织金锦”泛指一切以片金线或圆金线为纹纬织造而成的奢华丝织品，加金传统始于战国，辽金元时期达到极盛，游牧民族达官显贵尤其喜爱 [10] - 纳石失特指元代由蒙古西征传入中原的、产自伊斯兰世界的西域织金锦，代表了当时最高级的织金工艺 [11] - 展出的团窠对鸟纹彩锦（纳石失）采用斜纹纬重组织，以蓝、褐相间条纹作地，中间四大团窠图案为一株花树两侧各有一只鸟相对衔花而立，具有明显的中亚、西亚伊斯兰风格 [11] - 纳石失的图案布满整个织物不留余地，大量使用阿拉伯文字或变体花纹作为装饰，在元代是高级的御用面料，广泛使用在帝后袍服、官服及宫廷帐幕 [11]

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与意义 - 郭大顺提出红山文化应存在比已知“女神庙”等级更高的建筑，暗示该文化尚有重大遗迹待发掘[1] -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新发现含玉龙在内的大量红山文化遗迹，显示红山文化在极盛时期可能从辽西南下进入河北西北部桑干河流域，该发现入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项目[2] - 牛河梁遗址考古发现了玉龙、女神头像、大型祭坛、积石冢等关键遗存，使西辽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流域并立成为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1] 中华文明起源的礼制连续性 - 中华文明核心在于连续性，主要表现为礼制的延续，其观念可追溯至约1万年前，5000多年前已较为成型[5] - 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和“玉龙凤”是最初的礼制表现，良渚文化的玉器组合（琮、璧、钺）礼制化程度更高，中原商周礼器延续了东方海岱地区“鼎、豆、壶”组合[6] - 中国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礼器而非生产工具，与西方用途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礼器属性的文化传统[7] 史前各区域文化共性与差异 - 史前各区域存在自然条件与生业经济差异，如东北渔猎、中原粟黍农业、东南稻作，但文化共性为主，发展道路一致[9] - 仰韶文化尖底瓶可能为祭祀用的神器，彩陶系统反映信仰，表明中原地区宗教性并不低，与红山文化具有观念同一性并能高度融合[9] - 中国古代农业具有神圣性，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石磨盘、镰刀等农具可能具仪式性，良渚古城发现20万斤炭化稻米或与祭神有关[11] 苏秉琦学术思想的核心遗产 - 苏秉琦提出“古国-方国-帝国”文明起源三阶段论，红山文化属古国时代，古国出现与当地原始文化紧密相连，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凝聚四方中心[13][14] - 苏秉琦学术思想包括区系类型说、文明观、方法论，其六大区系类型划分（如北方、中原、东方等）考虑古今一体，有助于理解10亿人、56个民族凝聚的基础结构[16][17] - 苏秉琦强调考古学为现实服务是自然过程，通过理论化、科学化重建古史，能揭示各民族共同贡献中国文化传统，修正旧有历史书写偏见[18][19][20] 考古学理论发展与多元观点 - 严文明对史前文化格局提出“三大系统”说（东北筒形罐文化、中原鬲文化、东南鼎文化），与苏秉琦“满天星斗”说相近，强调多元一体动态格局[22][23] - 考古学需欢迎“百家争鸣”，如英国巨石阵导览呈现多种观点（纪念建筑、天文、墓葬等），不同观点交锋有助于学科深入发展并孕育大师[28] - 考古学应以考古资料为主重建古史，用考古发现检验文献（如红山文化南下对应五帝时代前期文化大融合），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需更紧密合作[29][30]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核心观点 - 考古新发现持续为学术发展提供动力 进一步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涵盖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 夏商周考古 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等多领域 [1]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成果 - 2021年以来在河泊所村东南约1公里处揭露出建筑基址 道路 水井 河道等遗迹 出土陶器 铜器 铁器 玉石器 漆木器等遗物 [2] - 发现数以万计的简牍和逾千枚封泥 其中"滇池以亭行"简牍表明建有亭 邮的治安信息系统 文字格式与四川 湖南等地所见东汉户籍简相同 [2] - 1956年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现2.4厘米见方的"滇王之印"金印 首次揭开古滇国面纱 但缺少村落遗址 [1] 西南地区考古发现与价值 - 在河泊所遗址启示下实现考古重心转移 陆续发现汉代城址或官署建筑遗址 多与郡 县治所有关 [2] - 云南昭通诸葛营城址为汉代朱提县治所 四川西昌高枧古城遗址为汉代越巂郡（邛都县）治所 [2] - 西南考古对研究秦汉之际的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重大价值 [2] 边疆考古发现与文明特征 -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揭示佛教在古代新疆地区的传播过程 实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 多元文化荟萃 多种宗教并存之地 [3] - 新疆通天洞遗址填补新疆史前旧石器考古空白 发现距今5000多年的炭化黍和人工栽培炭化小麦 体现"东方的黍与西方的麦5000多年前相遇" [3] - 宁夏苏峪口窑址虽规模不大 但具备完整瓷器烧制链条 其釉色 器形与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景德镇湖田窑相似 审美趣向与南宋官窑接近 [3] - 考古发现不断印证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 体现多元一体 兼容并蓄的文明特征 [3] 边疆考古意义与展望 - 新发现层出不穷 研究成果日新月异 不断刷新认知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提供实物和理论支撑 [4] - 1995年尼雅遗址出土东汉末至魏晋时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等珍贵文物 [4] - "何以中国 因有边疆"逐渐成为考古学界共识 期待持续带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多元一体的生动例证 [4]

考古成果展 - "长安二千三百里——雄安古州城遗址考古成果展"28日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开幕 展示文物130余件组 包括唐汉白玉莲花座 鎏金铜佛等精美遗物和兽面瓦当等建筑构件 [1] - 考古学家于2024年在古州城唐代寺院遗址发现的两件陶质龙首 历时半年修复 首次面向公众展示 [1] 古州城遗址考古发现 - 古州城遗址是河北雄安新区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项目 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已经进行了8年的联合考古 [1] - 初步确定遗址为内外双重城址结构 并发现汉唐城墙 隋唐水井 唐代寺院等遗迹 [1] - 古州城遗址是汉唐鄚县县治 唐代莫州州治所在地 [1] - 据史料记载 莫州和长安两城距离二千三百多里 出土文物的共性显示出"开放包容 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 [1]

凌家滩遗址博物馆开馆 - 凌家滩遗址博物馆于2025年5月开馆试运营，首次系统性展示考古成果，展出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文物约1100件 [1] - 博物馆建筑以十字院落为形，仿夯土外墙设计，位于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轴线 [1] - 博物馆通过器物和科技手段让五千多年前的"古国时代"可触可感 [1] 凌家滩遗址的历史地位 - 凌家滩遗址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性遗址，探索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的关键遗存 [3] - 遗址聚落轮廓长2000多米、宽约1000米，展现双重环壕系统与功能分区（防御区、居住区、祭祀区、墓葬区） [3] - 凌家滩文化呈现"复杂性、高端性、创新性、独特性"特点，但未完全形成体系化 [3] - 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 [6] 凌家滩玉器与文化特征 - 玉双虎首璜的拼合体现"合符"信物制度，印证古国时代盟约 [3] - 玉龙首尾相衔，4.4厘米身躯刻有17道龙鳞纹 [8] - 玉鹰胸腹刻八角星纹，双翅作猪首形，体现太阳、鸟、猪崇拜 [9] - 玉版有23个钻孔及八角星纹，被解读为洛书、八卦或历法雏形 [9] - 玉人背后有细如发丝的穿孔，3件完整玉人集体亮相 [9] - 玉器制造技艺高超，反映宇宙观、权力观与信仰体系，证明三大玉文化存在交流 [9] 重要考古发现与展陈 - 07M23号"王者之墓"长3.6米、宽2.1米，出土随葬品340余件（玉器210件），展现三层葬制结构 [10] - 墓葬上层覆以大玉猪（长72厘米、重88公斤），体现早期等级分化和礼制雏形 [10] - 动画演示还原葬制葬仪，VR技术让观众"穿越"至史前祭坛 [10] - 裸眼3D技术拆解玉鹰纹饰，3D扫描复原红烧土层重现祭祀场景 [10] 博物馆的社会价值 - 博物馆与遗址公园互补，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基因密码 [10] - 国家文物局评价其建成开放是中华文明探源和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里程碑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