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系统分析了中国财政支出执行情况低于预算的现象，指出这并非简单的“支出力度不足”，而是由财政收入不及预期、财政资源在年度间的统筹腾挪（以丰补歉）、以及提质增效的政策导向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1][15] - 文章强调，评估中国财政支持力度不能仅看一般公共预算（第一本账），还需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第二本账）及特别国债、专项债等“广义财政”甚至“更广义财政”（如城投债、PSL）资源，综合来看中国财政支持力度总体平稳、稳中有进[16][20][23] - 文章指出，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增大伴随着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因此财政政策的关键在于提质增效，而非单纯扩大规模，当前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攀升表明投资效率亟待提升[2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分析 - 自2020年起，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实际执行情况持续低于预算[2] - 2020、2021年：财政收入执行高于预算，但支出执行低于预算[2] - 2022、2023年：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执行情况均低于预算，且差距大体相当[7] - 2024年：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执行情况均低于预算，但收入不足的量（-4248亿元）明显高于支出不足的量（-878亿元）[7][13] - 2025年：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执行情况均低于预算，但支出不足的量（-9610亿元）明显高于收入不足的量（-3805亿元）[7][1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情况分析 -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预算编制已考虑收入下降，预算数较上年下降5.3%，实际执行结果为下降3.9%，好于预期[5] -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首次突破20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0.7%，完成预算并有一定超收[5] - 2022年起：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执行情况开始低于预算，主要因税收收入不及预期，非税收入起弥补作用[5] - 例如2024年非税收入增长较快，主因是一次性安排中央单位上缴专项收益及地方加大国有资源资产盘活力度[5] 财政记账的中国特色与收支缺口 - 中国财政有“四本账”，财政赤字不等于收支直接相减的差额，还包括调入、调出、使用结转结余等[9] - 一般公共预算的实际收支缺口通常高于公布的赤字规模，需通过调入资金等方式弥补[10] - 例如2023年，因四季度增发国债10000亿元，当年财政赤字调增10000亿元[14] - 财政收入、支出执行与预算的差距与以下因素相关： - 收入好于预期时，财政资金可“留下余量”，以丰补歉（如2020-2021年）[15] - 经济不及预期时，适时出台增量财政政策（如2023年增加赤字1万亿元）[15] - 经济符合预期时，财政资源也可适当留存（如2025年）[15] - 2025年财政支出低于预算的原因，官方明确为“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以及部分据实结算支出低于年初预计等”，体现提质增效导向[15] 广义财政支持力度分析 - 评估财政力度需考虑第二本账及各类特别国债、专项债等广义财政资源[16] - 各类财政支持合计金额从2020年的85100亿元增长至2026年的138900亿元[17] - 不同财政资金效果路径不同： - 抗疫特别国债等部分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18] - 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支持“两重”“两新”建设[18] - 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的特别国债可撬动信贷投放[18] - 用于置换隐性债务的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可帮助地方腾出资源用于发展和民生[18] - 财政资源使用效率可放大效果，例如2025年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等工具，旨在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19] 财政支持力度的国际比较与更广义视角 - 按各类财政资源相加占GDP比重粗略分析，中国财政支持力度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特别是2023年以来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及2024年以来的化债支持，带动力度稳步提升[20] - 2025年，简单将第一、二本账财政资金支持与名义增长5%的GDP规模计算，财政资金支持规模占GDP比为9.4%，略低于2024年的9.9%[23] - 原因包括2025年四季度发行的5000亿元及2026年初部署的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未纳入上述计算，这些工具旨在带动社会资本[23] - 中国存在“更广义”财政赤字，城投债净融资、铁道债净融资、PSL净增量等准政府性债务未计入一般预算赤字[23] - 从“更广义”视角看，2021年是财政政策积极典范，之后三年回落，2025年开始再度回升，2026年应超过2025年[25] 财政支出效率与挑战 - 财政支出规模增大以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为代价，并非规模越大越好，关键在于提质增效[25] - 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持续攀升，从2008年的2.84攀升至2023年的9.44，表明同样的投资规模，产出量缩小了三倍多，基础设施投资边际回报率下降[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