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载请 注明出处：公众号 lixunlei0722 2024-2025年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中央财政合计安排4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累计发放直达消费者的补贴超4.8亿人次。其中2024 年超1.2亿人次，2025年上半年超2.8亿人次，2025年下半年超0.8亿人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2.6万亿元，直接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6个百 分点。 以上数据反映了该政策的两大显著特征，一方面，以旧换新对消费的拉动功不可没，如果没有这项政策，2025年或难以实现5%的增长；另一方面，该政策 的乘数效应似乎不及预期，且覆盖人群偏少。 自2025年5月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逐月放缓，12月仅同比增长0.9%；而且，2025年下半年 以旧换新的受益人次数量降至0.8亿。本文探讨如何提高以旧换新的边际效应及扩大受益人口覆盖率、促就业等进行探讨。 "以旧换新"政策经历了 "出台——加力——扩围"过程 202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 加力支持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向地方安排15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 金，用于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2025年则安排 ...

文章核心观点 - 过去15年（2010-2025年）中国PPI累计涨幅为零，与同期GDP增长250%、M2增长3.68倍形成巨大反差，其根本原因在于供大于求制约了上游价格向下游传导，核心是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房地产下行周期对终端需求的拖累[1][45] - PPI长期疲弱并非由上游价格波动单一导致，关键在于下游需求疲软，使得价格传导机制受阻，这一现象在中美PPI于2012年后出现分叉、中国出口以价换量、内需偏弱及房地产投资下滑等多方面得到印证[9][24][32][38] - 解决PPI长期低迷的关键在于调整供需关系，扩大有效需求，政策重心应从稳增长转向促消费，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同时需适度降低GDP增长目标以匹配经济新常态[45][49][55] PPI长期疲弱的特征与现象 - **长期处于负值区间**：在2012年至2025年的14年间，PPI有111个月同比为负，占总时间的三分之二，其中2012年3月至2016年8月持续负增长54个月，2019年7月至2021年1月有18个月为负，本轮下降自2021年开始，2022年10月转负后至2025年末已连续39个月同比下降[1] - **十五年累计涨幅为零**：以2010年12月末PPI指数为100基准，至2025年12月末指数仍为100，过去15年涨幅为零，而同期GDP从不到40万亿元增长至超过140万亿元，增幅达250%，M2从72.6万亿元增长至340万亿元，增幅达3.68倍[1] - **结构分化明显**：过去15年PPI定基指数中，生产资料价格累计涨幅为零，波动较大，而生活资料价格累计上涨4.4%，波动较小，生活资料价格在2022年11月达到108.4的高点后回落，生产资料价格则在2022年5月见顶[5][8] PPI疲弱的成因分析 - **产能扩张过快与出口依赖**：2012年后中美PPI出现分叉，主因是中国产能扩张过快，导致工业产出中出口占比急剧回落，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凸显[9][10][11] - **价格传导机制不畅**：上游采掘工业（如煤炭、石油）价格波动是PPI波动的主要来源，但由于上游行业集中度高（中央企业在关键领域营收占比超70%），中下游行业竞争激烈且需求不足，导致价格无法顺畅向下游传导[17][23][24][25] - **外需影响与以价换量**：外需是中游产品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出口交货值占营收比重分别达36.83%和29.68%，出口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加工工业价格上涨0.28个百分点，但近年来中国出口韧性主要依靠“以价换量”，2022年末至2025年末三年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跌约17.5%，跌幅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剧了国内价格下行压力[27][28][30] - **内需不足与供需缺口**：终端需求（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社零总额）增速呈下行趋势，2020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终端需求增速，表明总体供大于求，生活资料中耐用消费品价格至2025年11月相比2010年末下降约15%，即便2024年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也未能扭转其下行趋势，印证了需求制约[32][33][35][36] 房地产下行的核心拖累 - **与PPI走势高度关联**：房地产投资增速与PPI走势存在明显关联，例如2009年、2016年的房地产投资回稳带动PPI回升，而2021年房地产价格见顶后，PPI中的采掘工业指数也于同年10月见顶，随后PPI持续为负，至2025年末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跌至-15%左右[38][39] - **对财政与收入的冲击**：2021年至今，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减少近60%，与MM中华艺术品指数近60%的降幅几乎一致，地方政府财力减弱影响其支出能力，不利于扩大需求，同时房价下跌减少居民财产性收入，拖累消费增长，进而影响PPI中的生活资料价格[38][41] - **参照日本通缩经验**：日本在房地产下行20多年间物价持续低迷，1991年至2021年30年间CPI累计仅上涨7.5%，中国需警惕类似长期通缩风险[41] 结论与政策建议 - **根本症结与调整方向**：PPI长期未涨的根本原因是供大于求，促进价格回升的关键在于调整供需关系，扩大有效需求，中国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形成了强大产业链，但也导致了消费短板[45] - **产能过剩的全球视角**：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全球三分之一，且占比仍在上升，而占本国GDP比重已从20年前的32%降至25%左右，若继续追求制造业占GDP比重稳定，将加剧全球产能过剩问题[46] - **建议适度降低增长目标**：随着PPI持续下行，民间制造业投资增速已下降，2025年已出现历史罕见的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因此有必要适度降低GDP增长目标，例如将2026年目标调降至4.5-5%[49] - **政策重心应转向扩内需与促消费**：经济减速是大趋势，重心应从追求GDP增长转向解决消费不足和就业问题，建议把扩内需重心放在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和促消费上，政府部门可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性收入来直接提升居民收入，同时稳楼市、平缓房价下行斜率对促消费和缓解产能过剩也有积极意义[52][55]

核心观点 - 2025年初以来，随着人民币步入升值周期及中国资产表现亮眼，企业结汇意愿回升，扭转了过去几年“屯汇不结”的倾向[2] - 预计2026年企业结汇意愿将继续上升，并与人民币升值形成良性互动，为市场流动性和A股带来积极影响[2][3] 企业待结汇规模与结汇意愿 - 估算自2022年1月至2025年11月，出口企业累积的“待结汇盘”规模约为9300亿美元[3][7] - 衡量企业结汇意愿的结汇率在2025年2月触底（54.4%）后持续回升，于2025年9月达到高点71.2%，结售汇率之差亦由负转正，表明企业结汇意愿明显改善[10] - 影响企业结汇意愿的两大主因是：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以及持有不同币种资产的相对收益[11] - 2025年企业结汇意愿提高，主要受两方面驱动：一是特朗普政策冲击美元信用，美元指数走弱强化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二是中国金融资产（如A股）表现较好，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提升[12][13] 企业结汇对流动性的影响 - 企业结汇是将外汇资产转换为人民币银行存款的过程，是否影响基础货币取决于商业银行是否将外汇出售给央行[3][16] - 2015年“811汇改”后，商业银行结售汇与央行外汇占款不再同步变动，企业结汇对基础货币供应的影响已非常有限[3][20][22] - 企业结汇会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M1，因为外汇不计入货币统计，而结汇后形成的人民币活期存款计入M1[3][22] - 假设未来一年内，累积的9300亿美元“待结汇盘”中有20%发生结汇，且平均汇率为6.9，将带来约1.3万亿元人民币的M1增量，拉动M1增长约1.2个百分点[3][24] 企业结汇对PPI与市场的影响 - 历史经验显示，M1同比增速通常领先PPI同比约2-3个季度，但本轮自2024年9月开始的M1回升主要由低基数、地方债务置换及结汇增加等因素驱动，而非企业预期改善或房地产景气[3][27] - 在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结汇带来的M1增加对工业品需求及PPI的拉动作用可能不及以往周期[3][27] - 考虑到制造业投资需求有待修复、固收类资产收益率处于低位，而A股市场赚钱效应明显，预计部分高风险偏好的企业可能将结汇资金投入股市或权益类基金，为A股带来增量资金[3][27][28] - M1同比与M2同比的剪刀差指标与股市走势较为同步[30]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A股市场与经济基本面的“背离”源于定价逻辑的根本转变，市场不再简单反映经济总量和居民财富，而是对“国家长期竞争力”与“龙头企业全球竞争胜率”的折现，这解释了为何在企业盈利增速放缓、居民消费疲软的背景下，股市估值中枢仍能持续抬升 [2][4][18] - 市场的主导叙事已从过去的“增长叙事”切换为“竞争力叙事”，投资者愿意为“远期技术突破后的垄断性现金流”提前付钱，这推动了商业航天、AI、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高估值，即使其当期盈利为负 [4][17] - 当前大类资产（如金银铜铝）的上涨并非传统经济复苏扩散的信号，而是由AI算力竞赛、电力瓶颈与电网改造等结构性需求驱动，新旧周期的驱动力已从“总量扩张”转向“结构重塑” [19][20][24] - 企业端与居民端的“温差”可能持续，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企业为维持全球竞争力进行成本重构（如用工灵活化、薪酬体系调整），而居民财富修复依赖房地产等长周期调整，两者关系从“同步”转向“分化” [26][27][28] - 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技攻坚时期能提供长期确定性，降低了市场的风险溢价（ERP），同时提升了永续增长预期（g*），支撑了以科技和高端制造龙头为核心的指数表现 [17][33][34] 定价角度：股市与经济的“虚实”背离 - 根据DCF模型，当前市场定价重心不在当期盈利（分子端），而在永续增长率（g*）与风险溢价（ERP）的重新定价，当投资者对中国在关键领域的长期竞争力更有信心时，g*预期上升；当对外部不确定性担忧下降时，ERP下降 [3] - 微观案例显示，资本市场愿意为当期亏损的企业（如OpenAI、国产光刻机企业）付出高估值（如千亿美元），核心在于相信其在技术突破后能占据垄断地位，获得超额远期现金流 [4] - 宏观层面，股市是对国家长期竞争力与技术竞争胜率的折现，当市场相信“中国在关键领域（AI、半导体、新能源、高端制造）的远期胜率在提升”，就会提前抬高估值中枢，即使当期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也不必然压制此逻辑 [4] - A股指数前10%的公司贡献了市值的60-70%，这些龙头企业（国有银行、科技巨头、高端制造）的盈利能力与居民收入增速相关性不强，更多依靠技术突破和全球市场份额提升创造价值，因此指数定价反映的是“少数核心资产”的长期竞争力，而非居民当期体感 [5][6][8] 历史镜鉴：风险溢价重估案例 - 二战前后的美国股市：1939-1941年企业盈利强劲但股市处于熊市，因投资者对美国国运担忧导致风险溢价（ERP）飙升；1942年市场对“美国阵营胜率”信心重建后，ERP快速下降，驱动美股进入大牛市，驱动力是风险溢价的系统性下降而非盈利爆发 [9][10][11] - 中国2000-2005年股市：加入WTO后经济高速增长，但A股经历漫长熊市，因市场对中国长期前景缺乏信心（g*预期低）且对股权分置等制度风险担忧推高了ERP，压制了估值；拐点出现在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及2008年奥运会预期提升大国形象后，g*预期上升，ERP下降，催生了2006-2007年大牛市 [13][14][15] - 当前中国情况类比：不同于2000-2005年的“增长强但信心弱”，也不完全等同于1942年美国的“战争拐点”，而是处于“大国博弈进入关键期，科技竞争的胜率预期开始重估”的阶段 [16] 逻辑重构：从“增长叙事”到“竞争力叙事” - 2021年以来，A股市场主导叙事从“增长”切换到“竞争力”，外部触发因素是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秩序的冲击，使市场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产生质疑 [17] - 政策与案例强化信心：从“融入秩序”转向“构建能力”，资源优先配置给关键领域和头部企业；DeepSeek在AI领域的突破、华为在芯片封锁下的生存、新能源汽车全球领先等案例，证明“中国在关键领域能追赶甚至超越”，提升了市场对永续增长率（g*）的预期 [17] -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支持科技与制造业，“十五五”规划强调自主可控，相关表述降低了投资者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即风险溢价（ERP）下降 [17] - A股市场定价的不再是当期经济压力（居民收入、消费、地产），而是龙头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长期胜率，这使得股市能在经济压力加大背景下维持韧性 [18] 商品周期：为何“金银铜铝”不是传统复苏 - 当前商品价格上涨的驱动力是AI竞赛：AI竞争核心瓶颈转向发电能力、电网容量与储能系统，投资主线从算力硬件转向电力基础设施，拉动了上游关键材料需求，如电网改造需要大量铜和铝，储能系统需要锂、钴、镍等 [19][20] - 传统复苏路径是地产政策放松带动钢铁水泥需求，再传导至铜铝及能源价格；而新周期下，铜铝主要服务于算力与电网建设，黄金反映秩序风险而非通胀，钢铁等价格的短期上涨缺乏可持续的地产需求支撑 [23] - 新旧周期之变关键在于驱动力从“总量扩张”转向“结构重塑” [24] “温差”的持续性：企业端与居民端分化 - 企业端投资逻辑转向AI、电力、关键资源等领域，资本开支快速增长，订单饱满，但这些投资对居民收入的拉动有限，因其需要的高素质技术人员数量有限，且设备采购对就业拉动有限 [26] - 居民端财富和收入主要依赖房地产市场和传统消费领域，参考日本经验，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往往需要5-10年，在此期间收入增速放缓、消费意愿下降是必然现象 [26] - 企业为适应全球竞争进行成本结构优化：1) 部分制造业从东南亚向中国大陆回流，利用高素质人才和成熟产业链的综合成本竞争力；2) 国内市场竞争（如汽车行业）推动薪酬体系向更集约、灵活模式调整，劳动报酬占增加值比重呈下降趋势；3) 企业用工模式向灵活化、弹性化转型，增强成本可控性 [28][29] - 国际比较显示，中美均呈现企业竞争力提升与劳动成本控制并行的趋势，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也曾出现类似阶段，表明在经济结构转型期，企业竞争力提升与居民收入放缓可以并行不悖 [29][31] “国运”定价与科技创新模式 - 市场为“长期确定性”付出溢价，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特征能以国家战略利益为核心，集中资源支持科技与制造业等关键领域，在长周期投资中提供稳定性，降低了风险溢价（ERP） [33] - 西方模式面临制度性制约：资源分散于福利支出，企业税负重，产业政策因政治极化和选举周期而摇摆，执行力弱，增加了长期不确定性 [33] - 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民粹化选举政治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制造业整体竞争力相对衰退（除半导体等个别领域），反证了制度环境稳定性对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 [33] - 在国际秩序演变期，中国制度优势可能带来股市上涨而消费低迷，但能推动资源持续向关键领域与头部企业集中，这些企业构成指数权重与估值中枢，进而支撑市场表现 [34] 配置建议与宏观趋势 - 当前宏观格局呈现四条相互作用趋势：1) 黄金走强反映地缘不确定性带来的避险溢价；2) 全球科技板块活跃反映技术竞争进入高强度阶段；3) 企业竞争可能加剧部分区域消费疲软；4) 年轻人新消费（情感陪伴、娱乐服务）与传统消费出现结构性分化 [36] - 投资配置的中长期方向应聚焦：黄金、全球AI产业链（AI应用、AI电力等延伸）、港股新消费、高股息资产 [36]

文章核心观点 - 黄金价格长期上涨的主要驱动力是其保值属性，用于应对全球货币超发，同时其避险属性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也构成重要支撑 [1] - 尽管金价大幅上涨，但全球央行黄金储备的市值占广义货币总量的比重仍远低于60年前水平，表明央行增持黄金的空间巨大 [4][7] - 美元信用因美债规模膨胀而面临挑战，促使各国央行自2022年起加速增持黄金以分散储备风险，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 [13] - 中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规模相对于其经济总量和全球占比明显偏低，为优化储备结构并提升人民币地位，应继续增持黄金并减持美日等国国债 [13][17] 全球央行黄金储备的历史与现状 - 1964年全球央行共持有12.25亿盎司黄金，至2024年降至11.66亿盎司，持有总量在60年间不增反降 [4] - 同期，以市场价格计的央行黄金储备市值占世界广义货币(M2)的比重从1964年的4.3%先升至1980年的9.4%，后回落至2000年的0.9%，2024年仅小幅回升至1.9%，仍显著低于60年前水平 [7] - 黄金占央行总储备的比重从1964年的59%大幅下降至2000-2019年间的10%左右，2024年回升至17%，但仍远低于历史高位 [10] 货币超发与黄金价格表现对比 - 1964年至2024年，世界广义货币(M2)规模从0.98万亿美元增至156.67万亿美元，增长159倍 [4] - 同期，黄金价格从每盎司35美元涨至2639美元，上涨约75倍，到2026年初涨幅已超过120倍 [4] - 货币扩张速度超过黄金价格涨幅一倍以上，且广义货币占GDP比重从1964年的53.4%大幅攀升至2024年的141.17% [4] 推动金价上涨的当前动因 - 美元指数走弱，主因美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9月已突破37万亿美元，年利息支出超过1万亿美元，信用风险引发担忧 [13] - 基于对美债信用的担忧，各国央行自2022年起加大了黄金储备的购买规模，成为推高金价的重要原因 [13] - 全球黄金存量在过去60年因开采技术进步增加了约1.5倍，若央行按此比例增持，应持有全球存量约50%，但目前仅持有约21万吨总存量中的17.5% [13] 中国黄金储备状况与建议 - 截至2025年末，中国央行持有约0.74亿盎司黄金，仅占全球央行持有总量的6.3% [13] - 中国黄金储备占GDP的比重仅为0.1，远低于俄罗斯的1.1，显示其规模明显偏低 [13] - 为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并优化储备结构，应继续减持美国和日本国债，同时增加黄金储备比重 [17] 对黄金与货币体系的长期观察 -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但美元国际地位依然巩固，当前是美元贬值而非其他货币系统性升值，例如2025年人民币指数仍在下行 [16][17] - 全球央行在1964年后的前43年总体减持黄金，自2008年次贷危机后才开始转为增持，增持趋势仅持续17年，从时间上看仍有持续空间 [17] - 全球债务高企，而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增长的国家极少，多数依赖货币超发来维持经济，这是黄金这类非生息资产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 [16]

文章核心观点 文章对2026年资本市场提出十大猜想，核心观点认为市场驱动逻辑将从2025年的“国家制度层面风险偏好变化”引发的估值重估，转向由“预期差”主导的结构性行情 市场将受到中美关系博弈、美联储政策路径、国内总量政策约束、居民资金行为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 科技（尤其是AI）、战略资源（如黄金、有色金属）、反内卷下的优势产业以及新消费将是关键投资主线 [1][5][12] 猜想一：中美关系 -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年，特朗普政府支持率低迷（36%-41%），其核心动机或从“治国”转向“政治自救”，采取极致的“反秩序化”策略 [2][5] - 该策略将削弱美国国际信用，强化全球“东升西降”的长期叙事，此为2025年A股估值重估的底层逻辑，也是2026年的核心支撑 [5] - 需关注两个缓和窗口：年初的高层互访可能提前修复风险偏好；9月后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可能在贸易上做出“现实妥协” 中间的五六月份则可能是“对华示强”的竞选期，波动放大 [6] - 资产映射：缓和窗口利好A股科技、港股互联网及人民币资产；承压阶段则利好军工、关键材料、黄金与高股息等供给安全与战略资源板块 [6] 猜想二：美联储宽松路径 -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任期将于2026年5月到期，新任主席提名将成为全年流动性节奏变化的“拐点” [7] - 第一阶段（1-2月）：特朗普提前宣布亲信（如哈塞特或沃什）为提名人选，市场将炒作“激进降息”预期，高弹性资产估值修复提前启动 [7] - 第二阶段（3-6月）：权力交接空窗期，美联储可能维持“等待与观察”姿态，若降息未达预期，市场面临“预期落空”风险 [10] - 第三阶段（7-9月）：新任主席上任后，若通胀与就业走弱，美联储可能进行“补偿式”降息，此为真正的“宽松窗口” [10] - 国内政策在外部偏紧时更可能以结构性工具与资本市场政策托底，待美联储实质转向后，国内总量政策空间将打开，形成政策共振 [11] 猜想三：国内总量政策 - 2026年财政赤字率或进一步提升，但力度“边际收敛”，投向将精准至战略“补短板”领域及化解地方存量债务风险 [12] - 货币政策面临“双重约束”：需配合财政扩张，又需在“东升西降”窗口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强势 因此很难“大水漫灌”，更多表现为“利率下移、汇率稳中有升，但信用收缩仍未改善” [12] - 此宏观组合下，利率下行空间有限，债市“稳”而非“牛”；权益市场主要驱动来自“风险偏好与产业结构性的景气”，而非“全面信用扩张” [12] - 在总量政策相对较弱阶段，资本市场政策可能更加积极，对A股更为有利，市场结构性行情轮动速度或加快 [12] 猜想四：A股与港股预期管理 - 若2026年外部环境偏紧，国内更现实的抓手是资本市场的预期管理，表现为以汇金为代表的中长期资金托底、收紧IPO节奏与减持规范，构建“慢牛框架” [13] - 中长期资金将通过增持中证500/1000ETF等手段确立“政策底”，同时“严进严出”的IPO与减持政策为A股构建资金溢价“温室” [14] - 此阶段A股因享受政策红利或强于港股，港股可能因承接A股外溢的融资需求而承受“供给压力” [14] - 若三季度美联储进入降息通道，国内政策重心或从“托底市场”转向“托底经济”，港股市场弹性将更突出，因其对外部流动性更敏感，且互联网龙头具备“现金流、回购分红、AI应用”多重提振 [14] 猜想五：居民资金入市 - 尽管居民存款余额处于历史高位，但2026年居民资金入市将从“集中梭哈式入场”转向“配置导向的缓慢加仓”，“存款大迁徙”将是缓慢渐进的过程 [15] - “慢入场”原因有三：房地产财富效应减弱，居民优先补充流动性或偿债；居民对收入预期谨慎，资金首选高股息、国债、黄金及ETF等稳健工具；过去几年净值波动伤及基民信任，信心重建需要周期 [17] - 日本经验表明，居民资金大规模入市需要“制度性红利”与“确定的赚钱效应”双重驱动 [17] - 这种“慢入场”为市场提供更长维度的慢牛支撑，配置方向应关注高股息蓝筹股、红利ETF及受政策支持的核心资产 [17] 猜想六：全球科技 - 2026年AI产业趋势进一步确认，但纳指100指数将维持震荡上行，波动率显著放大 AI行情不会结束，而是“波动加大”，龙头估值提升需盈利兑现支持 [18] - AI结构从“一家独大”走向“多极竞争”，资金将从纯算力端向具备强现金流、强应用落地能力的端侧AI与垂直赛道龙头转移 [18] - 全球科技定价将受特朗普“政治自救”引发的风险偏好波动干扰，纳指呈现“结构性分化”：有护城河的巨头成为避险去向，估值虚高、未盈利的中小成长股可能面临“去杠杆” [21] - 这种波动有助于中国科技股的“映射逻辑”，因全球资本在寻找更具性价比的确定性方向 [21] 猜想七：国内科技 - 国内AI投资逻辑正从底层算力向应用落地转移，2026年A股科技主线会“双向扩散” [22] - 第一条扩散路径：人形机器人与端侧AI 随着端侧AI芯片性能提升，人形机器人进入“大规模测试年”，国内完整供应链优势将推动板块从概念转向订单驱动 [22] - 第二条扩散路径：创新药与互联网龙头 医疗AI将提升新药研发效率；平台公司若受益于监管加大“反内卷”力度，盈利将更稳定，并成为AI应用端最大受益者 [22][23] - 第三条扩散路径：上游材料与电力端 AI投资将传导至电力设备、关键材料、铜铝等基础资源，海外算力扩张带来的电力缺口将推动电网升级、储能、逆变器等长期需求 [23] 猜想八：反内卷 - “反内卷”政策已升级为国家战略，旨在通过产业整合提升集中度、增强全球议价权，将优势产业转化为国际博弈“话语权” [24] - 本轮与2016年供给侧改革差异在于：经济增速更低（从6%降至5%）、内需承压，且治理对象转向光伏、电池、储能等已占全球主导的高端制造 [24] - 投资核心是寻找能转变为“话语权”逻辑的“类稀土行业”，第一类为“类稀土化”战略金属（如钨、钛、镁），参照稀土模式进行配额管理与出口管制 [24] - 第二类为新能源相关产业链（储能、电池、多晶硅、电力设备），将迎来“供需共振”：海外AI电力扩张带来需求暴增，叠加国内反内卷导致的产能相对出清 [25] 猜想九：黄金与大宗商品 - 2026年黄金核心定价来自地缘风险与货币信用的边际下降，其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资产，震荡上行的态势远未结束 [28][30] - 黄金走势或更可能以“震荡上行”完成重新定价：涨得慢，但跌不动；回调是加仓机会 [30] - 能源与有色金属受地缘安全“补库需求”驱动，将维持长周期景气 新能源车、AI数据中心对铜的需求快速增长，而全球主要矿山资本开支下降导致供给刚性约束 [30] - 大宗商品机会来自“供给受限、战略需求”双重催化，需关注铜等有色金属，以及军工、战略资源板块 [30] 猜想十：新消费 - 低生育率与单身人群扩大趋势不可逆，消费逻辑从以“家庭”为核心转向追求极致的“情绪价值” [31] - 2026年，单身新消费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宠物经济、潮玩、AI伴侣、小众户外体验成为增长最明显的细分赛道 [31] - 年轻人消费逻辑从“为未来投资”转向“为当下买单”，从“家庭责任”转向“个体愉悦”，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消费品类将获得超额溢价 [31] - 新消费概念投资更偏主题投资，重点在于关注年轻人的消费偏好变化 [31]

文章核心观点 - 作为“十五五”规划第一年，2026年GDP增速目标预计继续定在5%左右，宏观政策相机抉择，促消费和扩投资协同推进，确保良好开局 [1][3] - 出口预计维持强韧性，制造业投资获支撑，房地产对经济直接拖累减弱，扩大内需是重要路径 [1] 宏观经济与政策展望 - 2026年全年实际GDP同比增长预计为5%左右 [1][3] - 广义财政预计加力，狭义财政赤字率预计持平于2025年的4%，新增专项债额度从4.4万亿提高到4.8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持平于1.8万亿，广义赤字规模从11.86万亿左右提高到12.45万亿左右，广义赤字率从8.4%提高到8.5% [6][98][100] - 货币政策总量宽松受限，预计全年降准25-50个基点，7天期逆回购利率下调10-20个基点，存量社融同比和M2同比预计分别从2025年的8.4%和8.0%回落到7.8%和7.1% [6][104][105][106] 出口 - 2025年中国出口表现强于预期，以美元计价前11个月名义同比5.4%，剔除价格因素后前9个月实际同比7.9% [4] - 2025年出口高增长原因包括：美国提高关税后部分商品经东盟转口、中国企业出海带动对非洲等地区资本品出口高增长、全球贸易状况好于预期 [5][7][9] - 展望2026年，中美关税有望维持稳定，中国依托成本优势，出口订单份额预计进一步提高，定量测算显示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将同比增长3.4% [1][9][30] - 中国出口“以价换量”策略持续，2023年1月至2025年9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价格指数下跌17.3%，有助于提升全球份额 [21][23] - “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出口目的地多元化，202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出口首次超过美欧日 [20] 制造业投资 - 2025年三季度开始制造业投资转弱，11月当月同比降至-4.5%，拖累因素包括“供强需弱”和“反内卷”预期，以及关税和贸易摩擦冲击 [1][36][40] - 展望2026年，制造业投资有支撑，预计同比将从2025年的1%左右小幅回升到2%左右 [1][54] - 支撑因素一：出口强韧性推动出口高依赖行业预期修复，2020年至2025年6月，出口高依赖的12个子行业投资额增长68.1%，高于其他行业的48.1% [1][44][46] - 支撑因素二：大国博弈背景下，科技安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性提升，预计将继续通过财政、信贷、产业等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 [1][46][47] - “超常规”举措可能成为政策重点，借鉴海南经验，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实现科技突破 [48][49] - 中国在AI大模型、半导体等十余条“硬科技”赛道实现跨越，出口产品复杂性指数全球排名从2020年第20名提升至2023年第16名 [51] 房地产 - 房地产销售仍在探底，预计2026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5%左右 [1][55] - 房地产投资同比跌幅收窄，预计2026年同比可能在-11%左右，较2025年的-16%左右回升，对经济的直接拖累减弱 [1][58][59] - 政策将加大应对力度，防范地产走弱向居民消费、地方政府财力、上下游产业链及金融体系等领域传导 [1][59][60] 消费与基建（扩大内需） - 扩大内需是2026年实现5%左右GDP增速目标的重要路径，促消费和扩投资协同推进 [1][64] - 促消费方面，预计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的规模至少会持平于2025年的3000亿元 [1][69] - 政策提振消费的可能方向包括：扩大消费补贴力度和范围并优化执行、加大对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支持、对特定群体进行现金发放 [1][70]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同比预计从2025年的4%左右小幅回落到2026年的3%左右 [71] - 扩投资方面，预计全口径基建投资同比将从2025年的-1%左右回升到8% [1][73] - 基建重点投向包括：“十五五”重大项目尽早落地、水利工程、能源转型和电网建设、公用事业等 [1][75] - 2025年下半年出台的存量政策将对2026年基建形成支撑，包括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约7万亿元总投资的项目，以及动用5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新增2000亿元专项债额度 [74] - 2026年可能再次推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以补充基建项目资本金缺口 [75][78] 物价 - “供强需弱”格局改善需时，但在低基数效应下，PPI同比预计从2025年的-2.6%提高到-1.2%，CPI同比从0.0%提高到0.5% [6][79][88] - PPI已连续38个月为负，“反内卷”政策对物价扰动可能趋弱，工业品价格修复斜率较低 [80][81] - CPI主要关注分项：猪肉价格可能继续低位；国际油价中枢预计下移，布伦特原油均价预计从2025年69美元/桶降至2026年55美元/桶；工业消费品“供强需弱”格局延续；服务消费获政策托底但难强劲回暖 [86][87]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A股市场居民资金入市行为呈现出显著的“去杠杆化”特征，表现为入市节奏克制、资金结构向低成本工具型产品切换，其深层原因是房地产下行带来的资产负债表受损与“通缩心态”[1][12][15] - 居民资金入市缓慢符合经济规律的理性防御，其大规模入市需要资产负债表修复、制度性红利与确定的赚钱效应共同驱动，参考日本经验，这一过程可能较为漫长[17][20][23] - 尽管居民资金入市缓慢，但2026年A股市场增量资金仍有其他重要来源，主要包括先行大幅入市的保险资金以及即将到期的大额存单资金溢出，两者将提供相对确定的增量[25][28][29] - 在“春季躁动”的日历效应下，市场行情更可能呈现由险资、理财资金和居民资金“三层驱动”的格局，节奏相对平缓但持续性或更强，主题性机会突出[35][38][41] 居民资金行为透视：“去杠杆化”特征 - **新增开户数量温而不火**：2025年11月新增开户数为238万户，仅相当于2019年3月牛市初期的202万户，远低于2020年7月“基金热潮”时的405万户[2] - **增量主要来自存量激活**：新增开户节奏说明，增量主要来自存量睡眠账户的激活，而非新股民的恐慌性入场，当前入市资金性质多为定投型或配置型[6] - **杠杆资金净加仓力度偏弱**：本轮行情“融资净买入占比”指标在阶段高点抬升至约0.6%后回落，明显弱于2019-2020年“单边净加仓”状态，体现为“观望、分段加仓”[1][7] - **资金流向结构向ETF切换**：2025年1-11月新基金发行约5308亿元，其中被动指数基金约3817亿元，占比约72%，显著高于主动偏股基金的1492亿元[7] - **ETF因低成本高透明受青睐**：股票型ETF维持热度，2025年4月单月净申购达1772亿元，其管理费仅0.5%-0.6%，认购费率几乎为零[11] 居民资金入市缓慢的深层原因：资产负债表受损与防御心态 - **居民储蓄存款持续高增且定期化**：截至2025年11月，本年累计新增居民储蓄存款达12.06万亿元，居民定期及其他存款余额高达120.91万亿元，活期存款为42.39万亿元[15] - **房价下跌带来财富负反馈**：中国居民家庭资产中房地产占比约60-70%，2021年至今全国百城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累计下跌超15%，核心一二线城市跌幅接近20-30%，导致典型家庭总资产可能缩水10-20%[15] - **日本经验镜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家庭金融资产中现金与存款占比从1990年的46.5%一路攀升至2012年的55.2%，而“股票与证券”占比从13.5%降至6.20%[17][20] - **居民入市需要根本性驱动**：日本居民资金在2014年后真正大规模入市，由NISA制度扩容（制度性红利）和企业ROE从3-4%提升至8-10%（确定的赚钱效应）驱动[23] 2026年增量资金的其他来源：险资与到期存款 - **保险资金大幅入市**：2025年第三季度，保险资金的股票和证券投资余额环比增长8639.94亿元，是第二季度2619亿元的3.3倍[1][26] - **政策松绑驱动险资配置**：监管政策如IFRS 9/17实施、沪深300成份股风险因子下调至0.3、ROE考核调整以及互换便利工具推出，共同改变了险资的配置能力与逻辑[26] - **险资偏好高股息资产**：在负债端成本约3.0%而长债收益率低于2.2%的背景下，配置股息率3%-4%的红利蓝筹成为补足收益的可行路径[28] - **2026年险资增量测算**：预计2026年险资权益增量空间约为6200亿元，该测算基于2026年保费收入达6.37万亿元及大型险企约30%保费投资A股的政策要求[28] - **大额存单到期带来资金溢出**：2022-2023年新增的住户定期存款中，约12%-30%为3年期大额存单或特色存款，估算约有4~7万亿元此类资金将于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上半年集中到期[33] - **到期资金迁移产生权益增量**：在迁移理财比例30%、“固收+”产品权益配置10%的基准假设下，对应权益增量资金约为1650亿元[34] 春季躁动行情展望与配置建议 - **春季躁动的历史特征**：一季度是A股资金面最宽松、散户入场意愿最强的时期，融资净买入成交额占比在1月的20日均值接近1%（约0.93%）[35] - **行情风格偏小盘成长**：春季躁动平均主升浪涨幅在15%左右，风格上呈现明显“小盘、偏成长”特征，计算机（+23.3%）、有色金属（+20.4%）、电子（+19.2%）和通信（+19.0%）是过去十年涨幅居前的行业[38] - **2026年春季行情或呈“三层驱动”**：险资作为“压舱石”（年度增量约6200亿元），到期存款通过“固收+”间接流入（年度增量约1650亿元），居民资金以ETF配置、分步加仓等“观望式参与”为主[41] - **配置建议关注四条主线**： - 科技主题中的机器人、商业航天、核电，这些方向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且交易拥挤度较低[42] - 海外算力与半导体板块，受美联储政策预期变化及资金流入影响[42] - 非银板块，直接受益于市场交易活跃度提升及资本市场改革深化[43] - 消费板块中的主题性交易机会，如春节临近带来的预制菜、餐饮供应链等领域机会[43]

未来之辩：中国是否会重现日本失落的轨迹 - 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和股市不会重现日本“失去三十年”的轨迹，市场已从“不可投资”转向具有“战略配置价值” [3][10] - 中日股市最大差异是起始估值不同，日本泡沫高点市盈率约60倍，而中国股市估值已回到合理甚至低估水平 [8] - 中国经济与日本的最大区别在于持续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例如国产第六代战机、DeepSeek大模型和创新药均处于全球科技前沿 [8] - 中国在全球AI开源大模型领域已成为领导者，且拥有电力供给方面的巨大优势 [8][9] - 中国经济的另一优势在于其不可替代性，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达27.7%，实际产出比重可能已接近三分之一 [9] -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给端占比更高，经过中美博弈检验，全球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可能不降反升 [10] 配置之辩：股市的增量资金来自哪里 - 股市增量资金源于低利率环境下居民和金融机构的资产再配置，2024-2025年是历史上首次房价持续下跌与股市大涨同时发生，房地产从资金分流方变为推动方 [4][12] - 高净值人群和保险资金是资产再配置的主力军，此过程是理性且渐进的，因此行情韧性可能超预期 [4][12] - 中国居民部门存量资产总额约400万亿元，但人口平均年龄达40岁，风险偏好保守，难现大规模存款入市 [13] - 资产荒背景下，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已降至1%，高净值人群通过股票ETF、私募基金或保险产品参与市场 [14] - 保险产品吸引力上升，5年定期存款利率约1.3%，而传统寿险预定利率仍在2%左右，分红险演示利率在3%以上 [14] - 政策推动保险资金入市，要求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A股 [15] - 2025年三季度末，保险公司直接持有二级市场股票达3.62万亿元，已超过主动偏股基金3.56万亿元的持仓，成为A股最重要的边际定价力量 [16] - 本轮再配置使市场中理性的长期资金变多，短期追涨杀跌资金变少，市场内在稳定性增强 [17] 当下之辩：AI资本开支预期能否兑现 - AI可能是工业革命后人类最重要的科技革命，但产业链高利润率与巨量资本开支对应着宏观层面非常强的假设和预期 [5][19] - 产业链矛盾在于巨量资本开支与超高利润率并存，市场预期美国主要云厂商2026年资本开支达5500-6000亿美元 [20] - 测算显示，云厂商需1.1-1.2万亿美元收入维持现有利润率，终端用户需创造2.2-2.4万亿美元收入增量，相当于美国GDP的7.5% [20] - 从利润表口径测算，2026年云业务新增营业成本约2000亿美元，在50%毛利率假设下需要新增4000亿美元云收入，意味着收入需翻倍或更高增长 [21] - 市场定价矛盾表现为惩罚资本开支方（如云厂商）与奖励资本开支受益方（如硬件厂商），这种矛盾可能限制整个AI板块上行空间 [24] - 仍处于AI产业发展早期，多模态大模型应用爆发和人形机器人普及需要远超当前规模的算力投入，但2026年产业需解决经济可行性与弥合有效需求鸿沟的问题 [5][25] 策略之辩：看好哪些方向 - 对2026年市场持积极态度，但投资者需降低收益预期，2025年偏股混合基金收益率中位数接近25% [5][27] - 策略倾向于防守反击、守正出奇，即保住牛市成果后再寻机会，并在科技板块找阿尔法的同时挖掘反共识的均值回归机会 [5][28] - 长期看好泛科技、创新药和先进制造板块 [5][29] - 在泛科技板块，将更加关注AI应用和采用者的投资机会，以及能利用AI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企业，同时继续挖掘创新药优势企业 [29] - 先进制造已成为中国优势领域，2025年对德资本品贸易由逆差转顺差，重点关注设备更新、汽车产业链及受益于海外再工业化、数据中心、机器人等领域的机会 [30] - 加大力度在消费、军工和房地产等长期不被关注的行业中寻找逆向布局机会 [5][29] - 消费板块中，部分龙头公司在收入滞涨下仍能保持业绩增长，且自由现金流好，股东回报率不逊于高息股 [30] - 军工板块随着“十五五”规划落地，装备采购节奏有望恢复，可能带来业绩和估值双重修复 [31] - 房地产板块可寻找结构性机会，如抗风险能力强的开发商及定价优势提升的房地产服务商 [31]

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物价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产能过剩叠加有效需求不足，而当前又面临房地产下行周期带来的居民部门“缩表”，使得物价合理回升的难度显著增加 [2][10][13] - 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关键在于扩大内需，且应以促进消费为主导，而非继续扩大可能导致产能过剩的投资 [35][44] - 促进消费需要财政政策提供足够“剂量”的支持，重点在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稳定就业和房地产市场预期 [35][44][45][53] 中国物价长期低迷的历程与原因 - 自2012年5月起，中国PPI走势与欧美发生分野，进入负值区间，此轮PPI为负的周期持续了4年零5个月，至2016年10月才转正 [2] - 2012年至2025年这13年间，中国PPI为负的时间总计约8年半，产能过剩是根本原因 [7] - 2022年10月开始的PPI下行，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叠加了居民部门因房地产下行周期而“缩表”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10]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快速上升，从2004年的8.6%升至2012年的22.3%，但全球消费者数量相对减少，加剧供需矛盾 [2] - 为应对经济下行，地方政府举债投资导致杠杆率从2011年末的16.3%升至2015年末的23.9%，投资带来的供给增加进一步加大了供需缺口 [5] - 最近三年中国出口价格指数累计下降17.5%，远超国内CPI和PPI降幅，表明出口高占比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价换量”的结果 [7] 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凯恩斯循环”风险 - 当前经济存在陷入“凯恩斯循环”（节俭悖论）的风险，即个人为应对悲观预期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反而导致总需求下降、收入减少，最终总储蓄不增反降 [14][17] - 日本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陷入长期通缩，是“凯恩斯循环”的典型案例，其人均GDP按1994年不变价计算，30年间下降了33% [20] - 日本应对通缩的政策存在误判和摇摆，如央行降息迟缓、财政政策在扩张与整固间反复、公共投资未能有效拉动私人消费等 [20][21] - 中国目前总储蓄额增加，但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估计为4%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为负 [24] - 投资出现负增长的核心原因是产能过剩导致投资回报率过低，城投资本回报率中位数持续回落 [27][28] - 地方政府普遍热衷投资，但若所有城市都扩大投资（集体非理性），会加剧产能过剩（合成谬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 [30] - 疫情后，中国宏观杠杆率水平继续上升，而美国、日本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杠杆率出现下降 [33] 促消费是物价回升的关键 - 当前消费低迷的三大原因：就业人口薪酬增速下降、收入结构固化、楼市下行周期带来的还贷压力和预期偏弱 [35] - 2024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涨幅仅为1.7% [35] - 要让物价回升，必须降低失业率，但扩大基建和制造业投资虽能增加就业，却会形成新的供给，不利于物价回升，因此扩内需必须以扩消费为主导 [35] - 中国不同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占比长期固化，40%的中高收入家庭占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长期维持在70%左右 [38] - 收入结构固化与税收制度有关，中国个税占总税收比重仅约6-8%，而美国接近50%，且缺乏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等税种 [41] - 物价低迷影响企业盈利，2024年三季度标普500的年化净资产收益率中位数接近20%，而万得全A仅为4.6% [41] 政策建议与所需“剂量”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等要求切中要害，但关键在于落实的“剂量”和财政支出的比例 [44] - 中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充足，截至2024年末，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总资产达401.7万亿元，净资产109.4万亿元 [45] - 促消费需要较大财政“剂量”，核心是通过转移支付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提高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 [45] - 需按照“十五五”规划要求，实现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以帮助物价走出长期低迷 [46] - 要降低失业率需大力发展服务业，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超80%，中国仅50%左右，但服务业发展需要财政先行支持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49] - 当前物价回升的三大难点具有“刚性”：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偏低、年轻人就业率偏低、房地产长周期性走弱 [53] - 仅靠货币政策不足以让物价合理回升，必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研究扩大财政支出的“剂量”，并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