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上半年GDP增速达到5.3%，那么，今年下半年必须确保全年5%增 长目标的实现，政策支持经济的力度不会减弱。从惯例看，每个季度的首月都有重要会议来评估过去一段 时期以来的经济形势，并明确该季度或下半年的政策导向。那么，7月末的政治局会议将明确对下半年经 济政策指引，本文探讨下半年将会出台哪些增量政策。 （转载请注明出处：微信公众号 lixunlei0722 ） 上半年经济增速好于预期 ——但不能过于乐观 今年上半年，实际GDP同比增长5.3%，其中一季度增长5.4%、二季度增长5.2%，高于5%的全年 GDP增长目标。但从价的角度看，二季度当季GDP平减指数同比下降1.2%， 已连续 9 个季度平减 指数同比负增 ， 二季度名义GDP仅增长3.9%，供强于需的现象依然存在 。 GDP名义增速持续低于实际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之所以能略超预期，主要靠两个抓手，一个是政策靠前发力， 2024年末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各项工作能早则早、抓紧抓实，保证足够力度"，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也明确要求"要能早则早、宁早勿晚，与各种不 ...

核心观点 - 当前经济中的"内卷"现象与"资产荒"密切相关，表现为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和企业间竞争加剧 [1] - 供大于求是内卷的根本原因，而供大于求又源于前期制造业投资扩张和地方政府行为 [11][15][21] - 居民消费不足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与收入预期下降、资产价格下跌和高储蓄率有关 [29][35][36] - "反内卷"需要从减少低效投资和促进消费两方面发力，不同于十年前的供给侧改革 [61][62] 企业部门分析 - 制造业企业利润率持续下滑：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从2021年高点降至2024年前5个月的4.25% [2] - 企业竞争加剧表现为"卷价格"和"卷账期"：出口价格指数两年内下跌15%，应收账款回收期从2022年54天延长至2024年前5个月71.7天 [8][11] - 产能利用率持续走低：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从2022年75.8%降至2024年上半年74.2% [11][12] 政府部门影响 - 制造业投资增速显著高于整体投资：2021-2024年制造业投资增速比整体投资快4-8.6个百分点 [15] - 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推动投资：2023年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支出增长19.5%，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一度超40% [23] - 新兴产业投资同质化严重：光伏电池、锂电池、新能源车2022-2024年产量年均增速超40%，产能超全球需求 [26] 居民部门分析 - 收入增长放缓且预期转弱：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增速降至2.8%，消费者收入信心指数从2019年124.95降至2024年95.42 [29][32] - 房地产资产缩水：70城房价自2022年4月以来持续同比负增长 [29] - 储蓄率高企：居民存款余额达162万亿元，存贷比升至1.93，总储蓄率42.49%显著高于国际水平 [36][39] 国际比较 - 资本形成率异常偏高：中国资本形成率41.13%高于趋势值9.37个百分点，是全球平均水平两倍 [44][45] - 制造业占比与储蓄率不匹配：制造业占GDP25.5%显著高于全球水平，但人口仅占17.5% [48][49] - 供需缺口扩大：2019-2024年制造业投资增长40.8%而社零+出口仅增27.1% [52][55] 政策建议 - 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完善干部考核体系 [61] - 促进消费措施：增加居民收入，推动内外贸一体化 [61][62] - 减少低效投资：引导落后产能有序退出 [61]

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与中国经济体量不匹配，2024年中国GDP占全球18%，但人民币在外汇交易、国际支付、贸易融资、储备货币等领域的国际占比远低于此 [5][6] - 人民币在外汇交易中占比7%，为第五大交易货币；国际支付占比约8%（SWIFT统计为2.89%），实际可能被低估 [6][7][11] - 人民币在贸易融资中占比5.98%，为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官方储备资产中占比2.2%，为第六大储备货币 [21][24] - 人民币国际支付存在地域集中问题，香港占比超70% [13] 人民币国际化加速的可行性 - 人民币市场汇率相比购买力平价(PPP)存在低估，1美元兑换7.2元人民币但仅能购买3.5元等值商品，显示升值空间 [28][31] - 风险溢价=流动性溢价+信用溢价，中国信用度高但流动性不足导致汇率低估，扩大流通范围可提升"估值" [39] - M2高不等于贬值压力大，中国M2中外汇占款比例高，国际化后或减少外汇储备需求 [37] - 历史经验显示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对美元连续九年升值，国际化不必然导致贬值 [27] 当前加速国际化的有利条件 - 外部环境：美元指数波动下行，美国债务压力上升(国债规模36.2万亿美元)，美元避险属性弱化 [40][41][45] - 内部发展：企业ODI带动人民币跨境使用(2017-2023年跨境收付年均增速33.6%)，熊猫债发行规模创新高(2024年1948亿元) [48][52] - 数字货币机遇：全球稳定币浪潮下可研究人民币稳定币试点，扩大流动性 [55][62] 政策建议 - 扩大资本账户开放：优化QFII/RQFII管理，试点境外投资者单一账户投资互联互通机制 [56] - 便利企业居民换汇：升级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至3.0版，研究提高个人年度购汇额度(2024年个人购汇约6000亿美元) [60][61] - 推动人民币稳定币立法：在离岸、"一带一路"等场景试点，明确监管框架 [62] - 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增持黄金(当前储备7383万盎司)和全球低估值权益资产，减持美元资产 [63] 国际化对经济的影响 - 宏观层面：人民币升值可降低对GDP增速下限要求，减少依赖投资拉动(中国资本形成对GDP贡献42%，为全球两倍) [69][72] - 微观层面：助力企业全球并购(A股上市公司平均市值显著小于美国)，外资持有A股比例有望提升(当前占流通市值2.36%) [73][74] - 对出口影响：升值存在滞后效应，但产业链优势(2020-2022年升值周期出口仍增长)和贸易结构升级(加工贸易占比从40%降至18.1%)可缓解冲击 [81][82]

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取决于20年前后出生人口数量，未来中国劳动力数量及抚养比例可提前计算[1] - 1962-1974年婴儿潮导致1980-2010年人口抚养比从10:7降至10:3.4，同期GDP年均增速10%，累计增长20倍（美国仅2.8倍）[1] - 2010年后抚养比升至10:4.8，GDP增速降至5%，预计2050年达10:6.8，家庭开支和财政压力增加[2] 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 出生人数增减难以改变老龄化加速趋势，因人口基数大而新增规模小[3] - 2024年出生人口954万，低于预期，需下修生育率模型起点值，参考日韩下降速率调整分年龄段生育率[4] - 预测2027年总人口跌破14亿，2039年跌破13亿，2047年跌破12亿；2025年出生人口或低于900万，2028年跌破800万[5] - 2024年结婚登记数同比下降20%，2025年出生人口可能低于800万[8] 生育率与国际比较 - 中国15-29岁生育率高于日本、英国，但30岁以上明显偏低，二孩及以上比率较低[9] - 移民政策是关键变量（如美国生育率更高），补贴政策有效（法国、瑞典案例）[9][11] - 性别比例失衡（男性多15%-20%）、高学历女性占比提升、收入压力及新媒体影响导致结婚率下降[11] 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 城镇化增速放缓：2023年农民工增量仅191万（2010年代年均500万+），跨省流动比例下降，中西部人口回流[12][13] - 都市圈虹吸效应加剧：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集聚明显，浙江净流入第一（电商及产业转型驱动），上海净流入率0.6%[13][14] - 省会及"双子星"城市主导人口流入（如杭州+宁波占浙江50%净流入），山东整体流出但济南青岛保持流入[14] 产业结构与就业 - 工业就业人口从2012年2.32亿降至2024年2.13亿，服务业就业占比49%（低于GDP占比8%）[16] - 高新技术制造（如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占工业30%、合肥新能源汽车137.6万辆）和服务业（杭州案例）拉动人口增长[17] - 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占比70%（日德）至83.4%（美国），中国提升空间显著[16]

中国人口变化与趋势 - 2024年中国新生婴儿数量反弹至954万，低于此前预测的1000万以上 [5] - 总人口自2021年见顶后连续三年减少，预计2027年跌破14亿，2039年跌破13亿，2047年跌破12亿 [7] - 2025年新出生人口将下降到900万以下，2028年跌破800万，2035年可能跌破700万 [6] - 中国2021年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2年达到超老龄化社会标准，2048年达到日本当前老龄化水平 [8] - 中国15-29岁年龄段生育率高于日本和英国，但30-49岁大龄育龄妇女生育率明显偏低 [15] - 性别比例失衡（2006-2010年出生人口男性比女性多20%）和学历错位（高学历女性多于男性）导致结婚率下降 [25][30] 人口流向与区域特征 - 城镇化率增速从年均1.4个百分点降至0.8个百分点，户籍城镇化率增速更低 [32] - 农民工平均年龄达43.1岁，50岁以上占比超30%，跨省流动比例下降 [39] - 人口向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都市圈集中，浙江常住人口净流入数量和增速全国第一 [45][46] - "双子星"现象显著：江苏59%净流入人口流向苏州和南京，广东65%流向深圳和广州，福建68%流向厦门和福州 [51] - 省会城市虹吸效应明显，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省会人口仍保持净流入 [48] 产业结构与就业趋势 - 2012年工业就业人口达2.32亿峰值后逐年减少，2024年降至2.13亿 [59] - 2024年中国第三产业GDP占比57%，就业占比49%，与美国（83.4%）差距显著 [64] - 日本和德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达70%，显示制造业强国服务业就业潜力 [70]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2024年同比下降3.3%，工业拉动就业边际效应递减 [74] - 成都、合肥等新兴高技术制造业城市用电量增速显著，带动人口集聚 [77] 国际比较与政策启示 - 中国总和生育率约1.1，介于日本（1.2）和英国苏格兰（1.3）之间 [16] - 法国阶梯式生育补贴（多孩奖励）和瑞典强制男性陪产假政策效果显著 [23] - 丹麦0-6岁托育服务覆盖率超95%，政府承担80%费用，缓解女性职场压力 [24] - 移民政策对生育率影响关键，美国年轻移民高生育意愿拉升整体数据 [18] - 人口流动呈现"西向东、北向南、农村向城市、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特征 [79]

稳定币的定义与分类 - 稳定币本质是数字技术对现有货币体系的延伸，通过锚定真实资产实现链上流通，兼具数字传输效率和法币支付能力 [2] - 法币储备型稳定币（如USDT、USDC）以等值法币或短期美债为储备，信用基础明确但依赖发行方透明度 [2] - 加密资产抵押型稳定币（如DAI）通过超额抵押数字资产生成，去中心化但面临抵押物价格波动风险 [3] - 算法稳定币（如UST）依赖双币模型调节供应量，无实物储备但易因市场信心崩溃脱锚 [4] 稳定币对美元体系的影响 - 稳定币未挑战美元信用本体，但通过绕过SWIFT和银行体系改变美元流通路径，削弱美国对资金流动的控制权 [1][13] - 法币储备型稳定币（如USDT、USDC）75%以上储备为短期美债，成为美债市场新边际买家，35亿美元净申购可压低3个月美债利率2-2.5基点 [15][17] - 稳定币使美元流通从官方通道转向私人机构控制的链上路径，形成"美元外包"趋势，长期可能削弱美元在跨境支付中的垄断地位 [13][20] 香港《稳定币条例》的制度意义 - 香港成为全球首个对稳定币实施全链条监管的司法管辖区，要求100%法币储备并禁止匿名交易，为链上美元提供合规落地通道 [5][28] - 条例推动港币从联系汇率货币升级为链上美元"托底资产"，潜在提升其作为储备货币的使用场景 [29][37] - 港股支付公司（如支付宝香港）、身份认证服务商等可能成为稳定币流通关键节点，估值逻辑从利润导向转向路径导向 [30][33] 稳定币驱动的投资机会 - 链上金融服务基础设施企业（如恒生电子）因提供稳定币支付、托管等能力将迎来估值重塑 [36] - 人民币稳定币试点若落地，具备链上身份系统和审计能力的企业将受益于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 [36] - 港币资产因稳定币清算合法化可能系统性重估，相关金融与科技港股估值有望上调 [37] 稳定币的跨境支付优势 - 稳定币实现1-60分钟跨境转账，效率较传统银行体系提升100-1000倍，成本低至0.1-50美元/Gas费 [23] - 作为"链上美元"替代载体，稳定币帮助新兴市场绕过外汇管制获取美元流动性，日均链上转账量居加密市场前列 [15][25] - 香港条例为美元稳定币提供非美国控制的合规通道，可能改变亚洲资本流动路径（如欧美→香港→东南亚） [27][28]

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 - 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率普遍较高，日本超过250%，美国约为125%，意大利、法国、加拿大、英国等均超过100%，而新兴经济体如东盟国家政府债务率在30-40%左右，低于60%的国际安全标准线[1]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公共债务/GDP比率将达到95.1%，2030年可能进一步上升至99.6%，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宏观杠杆率为217%，发达国家为255%[7] - 2024年全球债务额增加7.2万亿美元，达到318.4万亿美元，全球宏观杠杆率水平持续攀升[7] 国家债务特点与成因 - 日本政府债务率全球最高达240%，主要由于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政府持续投入财力拉动经济，而居民和企业部门减债缩表[10] - 美国政府债务率在次贷危机期间从60%升至100%以上，疫情期间从100%升至最高129%，同时企业和居民部门降杠杆[12] - 中国中央政府债务率约25%，但地方债增速是GDP三倍，隐性债规模较大，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16] 债务与经济结构关系 - 全球债务率易升难降源于举债边际效应递减，长期和平导致经济结构老化、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扩大[17] - 人口老龄化导致抚养比例上升，财政开支增加，逆全球化增加社会成本，各国军费开支上升推高债务[17] - 中国GDP增长对投资依赖度是全球平均水平两倍，地方债高增长阶段均与GDP下行压力相关[19] 制造业与经济发展 - 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4%降至15%，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过30%，制成品出口总量全球第一[24] - 美国传统制造业回归面临成本劣势，产业链供应链重建需要很长时间[26] - 美国服务业占比超过80%，制造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高[24] 企业生命周期 - 美国上市公司平均寿命为14.5年，中位数8.9年，财富500强企业平均寿命从1964年60年降至2014年18年[20] - 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3.7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2.5年，比西方同类企业更短[21] 人口老龄化影响 - 中国总和生育率约1.1，全球倒数前三，预计2030年步入超老龄化社会，2047年总人口可能跌破12亿，2100年跌破7亿[6] - 2030年前后中国老龄化率将超过美国并加速上升，宏观杠杆率已超发达国家平均水平[30] - 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1900年32岁提高至2023年73岁，但总和生育率降至2.1-2.2之间[5]

经济大循环视角下的投资与消费 - 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表现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PPI自2012年底以来大部分时间为负值[2] - 出口价格指数过去两年下跌约15%，预计今年出口负增长，加剧产能过剩问题[3][5]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1%，远超人口占比17.5%，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具有必然性[5][6] - 民间投资增速长期低迷，房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约-10%，地方政府债务增速达GDP增速三倍以上[8] 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潜力 - 中国居民消费对GDP贡献不足40%，显著低于美国68%、日本55%、印度60%[9] -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存在统计差异：抽样调查显示43-44%，资金流量表显示60%，可能反映中低收入群体占比严重偏低[9][10] - 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假设当前30%），可带来2500亿元消费增量[10] - 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需超5%才能支撑GDP增长目标，但2022年仅3.5%[13]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方向 - 地方政府承担85%财政支出，中央仅15%，远低于西方国家50%以上的中央支出占比[14] - GDP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偏好投资（资本形成占GDP42%），因消费拉动见效慢且缺乏抓手[14] - 光伏、锂电池、新能源车、功率半导体等领域产能已超全球需求总和，反映同质化投资问题[15] - "投资于人"政策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医疗、教育、养老等人力资本投入[17] 人口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率 - 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21年超14%，2030年将达20%，老龄化速度快于日本（12年）、法国（24年）[18][21] - 基础设施投资需顺应人口流动趋势，10余省份投资乘数已小于1，主要位于人口净流出区域[24][25] - 服务业就业占比美国达83%，德国日本70%，发展服务消费符合老龄化与人口集聚趋势[26] - 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规模全球领先（高铁占60%），但城投债回报率从2011年2.23%降至2023年0.46%[25]

中美关税谈判前景 - 5月12日中美高层会谈后双方免除91%加征关税，24%关税延期90天执行并展开谈判 [1] - 美国以芬太尼为由对中国加征20%关税，中国反制措施偏温和（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15%关税，原油等加征10%关税）[2] - 未来90天中国出口商品平均关税较2024年末增加32.6%，若谈判无进展将升至47.4% [3][8] 关税对出口影响量化分析 - 2025年中国出口预计同比下降4.5%，关税拖累出口1.2万亿元人民币 [5][11] - 美国对华关税通过三渠道影响出口：直接关税（A）、取消小额包裹免税（B）、转口贸易（C）[6] - 2024年中国对美跨境电商出口6934亿元（占18.6%），普通出口3.04万亿元（占81.4%）[6] - 转口贸易中，2024年中国对墨西哥/东盟转口规模分别为1700亿/7200亿元，预计2025年二季度转口贸易增加2000亿元 [10] 关税对GDP的传导效应 - 美国对华关税每提升1个百分点拖累中国GDP增速0.03个百分点，抢出口效应下弹性修正为-0.02 [12][13] - 两种情景下2025年关税对GDP拖累分别为0.53和0.66个百分点，中枢为0.6个百分点 [13] 政策应对建议 - 财政赤字率建议提高0.5个百分点（增加7000亿元支出），重点扩大消费补贴范围至一般消费品和服务 [14][15] - 提议发行"可循环数字消费券"实现普惠式补贴，提升消费乘数效应 [15] 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 - 境外机构持有A股市值3万亿元，占总市值仅3.4%，需扩大资本市场开放 [17] - 人民币占全球支付比例4.33%（实际约8%），储备货币份额3.6%位列第五但增速领先 [18] - 建议借美元走弱契机扩大CIPS使用面，推广数字人民币以应对美元霸权 [18][19] 行业韧性构建 - 中国出口行业竞争力源于改革开放引入外资及民企主导（民企占出口主力）[19] - 强调市场化竞争机制对企业和行业韧性的关键作用 [20]

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国内科技产业呈现结构性重估趋势，资源加速集中于具备系统能力的头部企业，形成"赢家通吃"格局 [1][8] - AI技术突破推动资本市场对中国科技资产估值逻辑重构，头部企业如DeepSeek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估值溢价显著提升 [2][6] - 高端制造领域呈现"举国体制+市场竞争"双轮驱动特征，政策资源向龙头企业倾斜，导致产业链集中化加剧 [9][10] - 科创投资热潮与就业市场结构性失衡形成矛盾，资本集中投向技术密集型赛道但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导致青年就业市场"两头小、中间空" [12][20][25] - 政策从"总量托底"转向"结构主导"，通过产业基金、专项债等方式精细化扶持重点领域，同时强化资本市场"信心锚"作用 [27][28][29] AI技术突破 - 国产大模型DeepSeek实现工程化突破，展现更高推理效率、部署灵活性及本地算力兼容性，形成"性能够用且成本可控"的技术路径 [1][2] - 资本市场对中国AI企业估值逻辑从"依附型创新"转向基于自主技术能力，2025年2-3月DeepSeek指数累计上涨41.61%，显著跑赢大盘 [2][6] - AI行业呈现极端集中化趋势，寒武纪股价较三年低点最大涨幅达16倍，中芯国际等龙头企业市盈率超100倍，二线企业仅25-30倍 [6][7] - AI投资本质是识别技术路径和商业模式上形成不可逾越壁垒的企业，要求全链条协同能力，注定成为高门槛、极少数胜出的领域 [7][8] 高端制造格局演变 - 高端制造依赖"举国体制+市场竞争"模式，政策资源倾向龙头企业以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如EUV光刻机需多学科交叉攻关 [9][10] - 2025年Q1高端制造板块前10家龙头企业市值增长7.31%，其余企业平均下滑1.14%，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 [10][11] - 头部企业如比亚迪、宁德时代、北方华创2024年ROE较2020年分别提升18.62%、12.86%、16.32%，中小企业ROE平均下降5.4个百分点 [11] - 传统"专精特新"模式受挑战，头部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压缩细分市场空间，形成"只剩少数正确答案"的产业格局 [10][11] 科创投资与就业结构错位 - 2024年创业投资市场事件较2021年高点下降近50%，美元基金投资事件仅为2021年的1/4，融资结构性收缩导致新增岗位动力不足 [13][15] - 当前超六成科创资金集中于机器人、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传统教育、服务等就业密集型行业被资本抛弃 [16][19] - 新能源汽车行业就业吸纳有限，比亚迪2023年新增应届生数量同比下降60%，蔚来员工仅3.2万人，远低于互联网巨头扩张期规模 [20][22] - AI行业人才门槛极高且自动化替代加速，导致青年就业市场"高端岗位缺人、底层岗位饱和、中等群体无处可去"的结构性矛盾 [25][26] 政策预期节奏 - 政策从"总量托底"转向"结构主导"，采用产业基金、贴息贷款等方式精细化扶持制造业转型、绿色能源等核心领域 [27][29] - 资本市场政策通过央企回购、长期资金入市等机制修复信心，形成"稳信心—保流动性—调结构"的传导闭环 [28][29] - 2025年5月推出降准50bp、降息10bp等组合政策，强化"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实体经济"的中长期方向 [32][33] - 政策目标在"科技突破"与"就业托底"间寻求平衡，就业方向以点状加码为主，如促就业专项支持、地方财政工具优化 [29][32] 资产配置方向 - 债券、公用事业等防御型资产因政策定力强化保持配置价值，特别是国企红利、城投债等稳定派息板块 [33] - 恒生科技与AI上游龙头受益于产业渗透优势与估值修复弹性，算力、电力设备等核心资产持续受益 [33] - 黄金、核电设备等安全类资产在地缘风险背景下维持高估值，黄金仍是防御性首选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