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资产泡沫 - 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金融崩溃前资产泡沫积聚的关键诱因，历史上每次大崩溃前几乎都伴随此类现象[8][21] - 美联储在2003年经济复苏期仍将利率维持在1%，导致名义GDP增速(7%-9%)与政策严重错配，为2008年危机埋下隐患[19] - 量化宽松政策在危机初期(QE1)有效，但QE2/QE3延续使用紧急工具导致资源错配，企业债规模8年增长65%(6万亿→10万亿)但利润仅增29%[26][31][34] 企业资本结构扭曲 - 2010-2018年美国企业股票回购金额达5.7万亿美元，占资本支出比例从20%飙升至55%，显示资本配置严重失衡[37] - 低利率环境下企业债务利息成本仅增长23%(4750亿→5650亿)，刺激低效借贷但未创造对应利润增长[33] - 传统零售等"僵尸企业"依赖廉价债务维持，而科技巨头(谷歌/Facebook)专注研发投入，形成结构性分化[39][42] 宏观经济监测指标 - 周期性行业股票(零售指数跌24%/金属指数跌20%)较防御性板块(标普500仅跌5%)提前反应经济放缓信号[81] - 企业采购经理的实时反馈比宏观数据更具前瞻性，当前采购端信息混杂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增强[84] - 企业利润见顶通常领先经济衰退5个月，2019年一季度利润下滑已发出预警信号[86] 科技革命与统计盲区 - 数字经济创造巨大隐性价值(谷歌搜索年隐性价值1.8万美元/人)，但GDP统计体系无法捕捉免费服务的真实贡献[65][66] - 全球每日35亿次谷歌搜索、YouTube内容超电视行业60年总量等变革，导致传统通胀指标(CPI)测量失真[64][67] - 生产力革命带来的通缩(如科技降价效应)不同于需求崩塌型通缩，前者不应被机械视为风险[68] 中美科技竞争格局 - 中国在贸易摩擦后迅速调整政策支持科技企业(华为/腾讯/阿里)，而美国却将资源投向钢铁等传统产业[136][137] - 美国反垄断调查科技巨头(谷歌/亚马逊)的举措，与科技竞赛需求背道而驰，可能削弱长期竞争力[142] - 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科技公司依靠本土市场保持增长，受中美关系影响相对较小[193][194] 市场流动性变化 - 量化紧缩(QT)实施后(2018年10月1日)股市转弱，显示央行资产负债表操作对资产价格存在实质性影响[97] - 当前市场流动性呈现"算法驱动"特征，标普500流动性较10年前显著恶化，极端波动时可能突然枯竭[189][192] - 被动投资工具普及导致市场结构变化，"TINA"(别无选择)效应迫使资金涌入低质量资产[180][183] 对冲基金行业演变 - 对冲基金行业从70-80年代少数天才主导，膨胀至近万家机构但多数无法兑现高费率承诺[197][200] - 行业合理规模应收缩至200-300家，仅保留真正具备alpha生成能力的"超级明星"基金管理人[202] - 债券/货币交易机会减少迫使传统宏观策略转型，顶尖投资者转向结构性增长企业投资[209][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