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民族主义趋势的驱动因素 - 政府正通过提高持股比例、限制外资股权和收紧许可要求等工具，加强对自然资源开采业务的控制[1][3] - 传统资源民族主义方法如增税和征用正被更微妙的政策变化所取代，新政策要求外国投资者不仅开采资源，还需在当地投资于高附加值的加工和转化环节[2] - 自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47个发展中国家（其中17个是关键矿产生产国）的政府干预显著增加，风险分析公司的资源民族主义指数在2025年3月出现上升[3] - 关键驱动因素包括矿产国希望重新定位其在供应链中的位置、数字基础设施所需矿产需求激增、以及保护主义抬头颠覆了自由贸易逻辑[4] 政策转变的具体案例与影响 - 印度尼西亚曾出台一系列政策以提高镍的本地加工能力，但世界贸易组织在2022年裁定其违反自由贸易规则，欧盟认为这些政策维持了资源丰富发展中国家与外国行为体之间的历史贸易不平衡[5][6][7] - 非洲矿业法规正在重写以“将主权嵌入长期合同”，马里军政府于2025年7月扣押了巴里克黄金公司价值1.63亿加元的黄金，凸显了极端互动案例[8] - 马里在2023年立法规定国家在采矿项目中持股10%，并可选择增持至20%，另有权分配5%给国内投资者；坦桑尼亚在2017年将政府持股要求提高至50%[9] - 津巴布韦政府于2024年禁止出口未加工的锂原料，因该国估计出口未加工锂导致其损失17亿欧元的收入[11] 本地化加工与价值提升的挑战 - 历史性的资源开采模式导致非洲大陆的矿业外资未能为东道国带来经济转型，例如马里是全球主要黄金生产国，但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12] - 推动本地价值提升的部分动力源于政府创造就业的迫切需求，工业化进程缓慢使得矿业可能成为更复杂工业化和经济活动的基石[13] - 在非洲矿业领域，投资者仅会在有竞争力的地方投资加工业务，而与中国竞争极为困难，因其生产规模更大、投入成本更低[19] - 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如交通系统、可靠电网和廉价投入）是本地加工的主要障碍，需要改革以降低运营成本，洛比托走廊铁路项目等因此受到广泛讨论[19] 关键矿产需求与环境考量 - 对锂、镍等支撑绿色转型的关键矿产需求激增，正助长资源民族主义，据GlobalData预测，2024至2030年间锂产量复合年增长率预计接近14%[14] - 采矿过程中的不可持续做法可能破坏电动汽车等环保产品的目标，印度尼西亚的非营利组织发现镍加工设施周边森林消失速度加快一倍[15] - 铜矿开采新项目面临长交付周期，因行业试图减少环境足迹并解决ESG问题，智利许多项目自现政府上台后已被暂停或缩减规模[16] - 欧盟在2024年通过《关键原材料法案》，旨在通过扩大开采和回收来确保关键原材料供应链，欧洲的回收立法对保持矿物在经济体内循环变得日益重要[25][26] 投资环境与政策风险 - 若限制外资的政策实施过于强硬或无计划，可能产生反效果，塑造不稳定的商业环境，导致公司被诉至世贸组织或外资撤离（如嘉能可试图离开刚果（金））[20] - 矿业公司的谈判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对特定矿产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西非部分国家因是主要供应国，公司更愿意谈判，但许多非洲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并不突出[21] - 赞比亚拥有铜储量，纳米比亚有锂资源，但均非全球主要供应国，保护主义政策存在风险，政府若“要价过高”可能完全失去投资[22] - 投资者应关注非洲矿业领域本地含量法律的发展，该法律要求企业使用一定比例的本地商品、服务或劳动力，坦桑尼亚正修订其矿业法规以促进国内企业参与[23] - 卢旺达建立了由政府审核的本地供应商数据库，此类措施有助于为投资者维持稳定的商业环境[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