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行期（2000-2012年前后）的社会与行业特征 - 社会普遍弥漫“未来可期”的乐观预期，该时期被称为“经济上行期”[9] - 职场流动性高，跨专业就业普遍，跳槽薪资涨幅预期达20%至40%[12] - 互联网行业薪资年涨幅常超15%，2011年杭州互联网平均年薪约15-20万元，显著高于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年薪4万多元[12] - 消费心态乐观，年轻人愿意为象征未来的商品（如轻奢品）进行超前消费和自我投资[13] - 居民敢于负债，月薪一万敢背七千房贷，源于对收入持续增长的信心[13] - 2000-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保持在8%-12%[15] - 房地产市场成为“印钞机”，2010年北京上海部分区域房价年涨幅超40%，“资产升值”远快于“辛苦打工”[16] - 文化娱乐产业繁荣，例如周杰伦2004年专辑《七里香》全亚洲销量突破250万张[18] 经济增长拐点（2012年前后）及其影响 - 2012年前后被视为经济分水岭，核心变化是“刘易斯拐点”显现，人口红利见顶[20] - 中国GDP增速在2010年达到10.6%的顶峰后，2012年降至7.9%，首次“破8”[21] - 就业市场承压，2024年数据显示普通本科院校的硕士和博士offer获得率仅33.2%，低于同年本科毕业生的43.9%[21] - 房地产市场神话出现裂缝，部分三四线城市出现“鬼城”，规划失误在增速放缓时被放大[22] - 社会融资流向调整，从大量流向房地产、基建转向更谨慎地支持实体与科技，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4.3%，而2025年末为8.3%[24] - 经济从“增量游戏”（共同做大蛋糕）转向“存量博弈”（争夺现有蛋糕）[28][29] 存量博弈期下的社会观念与行业变迁 - 消费观念转变，从追求品牌符号转向注重性价比和实用性，平价国货受到欢迎[31] - 职场价值观从鼓励冒险转向追求稳定，2025年国考平均65人竞争一个岗位，最热岗位竞争比达3438:1[32] - 文化内容生产趋向“安全模式”，平台更倾向于推广被验证过的、低风险内容，创新空间受挤压[32] - 教育投资回报率被重新审视，海归硕士起薪可能仅万元左右，家庭规划教育需计算投资回报[32] - 社会心态在存量博弈下趋于保守和紧绷，商业竞争更趋直接[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