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税政策背景 - 美国政府于4月2日公布激进"对等关税"计划 4月9日授权对未实施报复性关税的国家实施90天关税暂停措施 期间将关税大幅降低至10% 但对中国的关税上升至145% 随后豁免手机 电脑 内存芯片等电子产品的关税[1] - 特朗普认为关税政策是保护美国制造业的"有力武器" 并可推动边境安全等政策目标 更被视为解决美国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并存问题的有效手段[1] 贸易赤字现状与结构 - 美国是世界最大贸易逆差国 2022年货物贸易逆差达1.3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10.89%创历史最高 2024年逆差为1.29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12.57% 自2021年起逆差持续维持在1.1万亿美元以上 2025年前两个月逆差2891亿美元 同比增长58.30%[3] - 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常年顺差 2023年出口服务10266亿美元 进口服务7482亿美元 实现顺差2784亿美元 相当于当年货物贸易逆差的21.5%[9] - 美国高科技公司具有垄断地位 体现为GNP长期高于GDP 2017年差值峰值突破3200亿美元 2024年下降至776亿美元 主要因贸易战导致中国欧盟加征报复性关税 打击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当地市场的销售和利润[11] 财政赤字现状与结构 - 2025年联邦预算赤字达1.781万亿美元 占预算总额23.9% 预计占GDP5.9% 较2019年赤字规模0.984万亿美元(占预算20.5% 占GDP4.6%)明显恶化[5] - 利息支出成为财政预算中增长最快支出项 从2019年3630亿美元激增至2025年预计9650亿美元(占联邦预算13%) 超过国防支出9000亿美元 主因是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从2019年2.14%升至2025年4月18日4.34% 同时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6.22万亿美元[6] - 2025年预算构成中强制性支出占60% 可自由支配支出占27% 利息支出占13%[5] 关税政策效果评估 -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贸易摩擦使美国对进口中国商品平均关税税率从2018年初3.1%大幅提升至2019年9月21%左右高点 2020年3月降至19.3% 中国对进口美国商品平均关税税率从2018年初8%提升至2019年9月21.8%高点 2020年6月降至20.7%[18] - 经过七年后2024年中国贸易顺差仍高达3190亿美元 仅比2017年下降767亿美元 显示对华"对等关税"并未显著降低贸易逆差[2] - Upenn Wharton模型预测若所有宣布加征关税都实施 未来十年年均关税收入预计2900亿美元 虽较2024年830亿美元大幅上升 但仅占2024年财政赤字1.859万亿美元的15.6%[2][21] - 加征关税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导致需求下降 预计进口额将从27.7万亿美元缩减至19.6万亿美元 关税收入从9.8万亿美元降至2.9万亿美元[20] 经济结构性因素分析 - 美国消费占GDP比例达67.9% 高于高收入国家58.7%和OECD国家60.4% 更大幅高于中国39.1% 高消费模式导致储蓄率持续偏低 形成储蓄-投资缺口[14][16] - 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占比高达58% 远超欧元20% 日元5.6%和英镑4.8% 使美国能以极低成本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16][17] - 美股科技七巨头市值较2013年初累计上涨1184% 标普500上涨279% 股市上涨带来财富效应进一步支撑高消费[12] 政策潜在风险 - 关税政策可能引致他国报复性行动 如欧洲表示将对美国科技企业利润征税 日本4月15日对谷歌发起反垄断调查 可能导致美国服务顺差下降[21] - 科技企业收入减少和利润下降可能引发股价下跌 财富减少将导致美国人消费能力下降 虽然可能使贸易逆差下降 但非美国期望结果[21] - 关税壁垒推高全球供应链成本 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 通胀压力对低收入群体造成冲击 加剧社会政治风险[22] 结论性观点 - 关税政策只能作为结构性失衡的短期应对手段 通过进口替代 谈判筹码和制造业回流等方式在短期内或局部调整贸易结构 但难以根本改变贸易逆差形成机制[17] - 长期而言关税政策无法根治"双赤字"问题 贸易逆差本质是美国高消费模式结果 财政赤字源于结构性支出扩张与政治博弈 2024年关税收入仅占联邦预算2% 对财政基本面影响微乎其微[22] - 若无配套结构性改革如缩小贫富差距 提高储蓄率 优化税制和控制支出等 关税政策对财政改善作用将越发有限[22]

核心观点 - 开年财政呈现"低收入、高赤字、中支出"特征，可能强化全年"科技股友好型"财政格局[3] - 财政主观发力意愿强，表现为近30年首次开年"双赤字"（狭义1240亿+广义6217亿）[4][5] - 支出结构重点保障科技（+10.6%）和民生（社保+6.7%/教育+7.7%），基建类支出受挤压（城乡社区-6.6%）[7][8] - 赤字债发行进度快（Q1完成30.2%），专项债发行慢（Q1仅18.4%），显示财政先支持消费后加码投资[9][10] 财政特征分析 收入端 - 公共财政收入罕见开年负增（-1.6% vs预算0.1%），受企业所得税减少等一次性因素和PPI下降等持续性因素影响[4][12] - 政府性基金收入降幅达10.7%（预算目标0.7%），主要因土地出让金持续低迷（-15.7%）[4][12] - 铁路船舶（+36.3%）、计算机（+9.5%）、文体娱乐（+14.6%）等行业税收表现亮眼[29] 支出端 - 广义财政支出增速2.9%（去年全年2.7%），呈现"勉力中支出"特征[7][21] - 中央本级支出增速8.6%显著高于地方2.7%，显示中央财政主导发力[46] - 科技支出预算增速8.3%、民生支出5.9-6.1%均显著高于名义GDP增速，基建类仅安排约1%[8][21] 债务工具 - Q1国债净融资1.5万亿创同期新高（进度30.2%），一般债合计赤字进度达30.9%[9][22] - 新增专项债发行8281亿（进度18.4%），19地已披露Q2发行计划5973亿，超长期特别国债预计Q2启动[10][23] - 6个经济大省城投债净融资10月起转正，显示地方能动性增强[6][15][17] 行业影响 - 财政组合利好科技板块：高赤字保护风险偏好，低收入环境利于科技股相对收益[3][12] - 基建产业链承压：城乡社区（-6.6%）、农林水（-10.5%）支出明显收缩[8][21] - 消费领域获优先支持：赤字债快速发行补充民生支出，育儿补贴等政策超预期[8][22]

印尼股市暴跌与宏观经济风险 - 印尼基准股指雅加达综合指数周一早间一度跌超4%，盘中跌破6000点，为2021年以来首次[1] - 过去一年该指数累计下跌约17%，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2] - 印尼盾兑美元汇率今年下跌约2%[2] 投资者抛售原因 - 投资者担忧新总统Prabowo Subianto的财政计划[3] - 特朗普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剧市场波动[3] - 印尼政府将国企股权转让给主权财富基金Danantara，涉及电信、钢铁、建筑等行业龙头企业[4] "脆弱五国"结构性风险 - 印尼作为"脆弱五国"成员，对海外资本依赖度高且存在"双赤字"问题[5] - 尽管部分投资者认为这些国家不再脆弱，但基本弱点并未完全消失[6] 消费与经济失速 - 印尼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为25年来首次出现通缩[9] - 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两个月下滑[9] - 经济不确定性和就业担忧抑制消费意愿，预计消费复苏弱于预期[10] 财政政策压力 - 新总统推出的全国免费膳食计划预计每年耗资280亿美元[10] - 今年前两个月印尼国家收入同比下降五分之一[11] - 财政部长可能辞职的传闻加剧市场紧张情绪[12]

印尼股市表现 - 印尼综指3月24日盘中一度大跌4.65%，跌破6000点，为2021年以来首次，随后跌幅收窄至1.5%，报6164点 [1] - 自去年9月20日创下7910点历史新高后，印尼股市近半年持续回落，累计下跌22%，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之一 [4] 外资撤离与外部风险 - 东南亚市场遭遇外资连续第六个月撤离，MSCI东盟指数已从去年高点下跌10% [6] - 印尼今年以来外资撤出规模近18亿美元，撤离情况尤为显著 [6] - 特朗普威胁提高关税，加剧了印尼作为新兴市场的资产风险 [7] - 印尼被归类为“脆弱五国”之一，其对外国热钱的依赖和“双赤字”问题使其易受市场情绪剧烈变化影响 [7] 国内经济与政策挑战 - 印尼2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出现25年来首次通缩，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两个月下滑 [8] - 经济不确定性和就业担忧正在抑制消费意愿，消费复苏预计将弱于预期 [8] - 新任总统推出的全国免费膳食计划预计每年耗资280亿美元，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8] - 今年前两个月，印尼国家收入同比下降了五分之一，引发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 [8] - 政府将国企股权转让给新主权财富基金Danantara，市场担忧这会削弱前总统执政期间建立的财政纪律 [7] 机构评级调整 - 摩根士丹利将印尼的MSCI评级下调至减持 [9] - 高盛将印尼股市评级从增持下调至持股，进一步削弱投资者信心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