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谈判与关税影响 - 特朗普加征关税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美国贸易逆差（2024年商品贸易逆差约1.2万亿美元）和促进制造业回流（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9.9%，就业占比8.08%）[3] - 美国经济下行压力（4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52.2）和债券市场波动（2025年美债到期8.25万亿美元）可能加速谈判进程[3][4] - 关税谈判可能出现反复，建议采取"以我为主"的应对策略，扩大内需掌握主动权[1][15] 中国经济待提升领域 - 出口增速受抢出口效应透支，外需周期性回落导致持续性不足[6] - 地产成交走弱（4月30城商品房成交同比-21%至-10%），二手房价增速放缓[7][8] - PPI持续下行，主要受地产链收缩（拖累占比29%-33%）和新质生产力过度扩张（拖累占比34%-27%）影响[9] - 消费修复呈现"量好于价"特征（五一旅游人次+36%但人均支出-10%）[10] - 失业率与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出现背离，可能反映实际就业形势不佳[13] 政策建议方向 - 建议采取"三个超常规"政策：节奏早出手、力度保底线、手段直接补贴（如消费券、工资调整）[19][20][21] - 重点扶持教育、医疗、科研等技术服务行业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14] - 地产政策建议加大收储和城改力度，一线城市放开限购[21] - 消费政策建议扩容以旧换新、发放服务消费券和中低收入补贴[12][21] - 建议发展服务消费（餐饮、旅游等）以吸纳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