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是批评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史学研究方法，即以史解诗、视诗为史，试图从文学作品中考证出具体史实和现实寓意，文章认为这种方法混淆了诗与史的界限，误解了文学作品的本质，并以陈寅恪对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研究作为主要批评案例[3][6][20] 对陈寅恪研究方法的批判 - 文章认为陈寅恪以史家技术考察《桃花源记》中“桃花源”的实地，是“以史解诗、视诗为史”的“见驼恨马”态度，试图在“马背上安装一个驼背”，这种努力注定失败[3] - 文章指出陈寅恪在寻找“纪实的桃花源”时，忽略了陶渊明在文中给出的“忘路”、“不知”、“无果”等暗示，这些暗示表明桃花源是一个虚构的、比《红楼梦》太虚幻境更虚的所在[6] - 文章总结，用史学考古的方法阅读陶诗，只会把诗篇拆解为指向某种“寓意”的方块文字，无法获得对诗人性情的真实理解[20] 对《桃花源记》文学本质的分析 - 文章引用梁启超的观点，指出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是一个虚构的“东方的Utopia（乌托邦）”，表达了其“理想的社会组织”，后人讨论其地方年代是“痴人前说不得梦”[6] - 文章通过对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与其自身“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贫困处境，说明桃花源并非纪实，而是理想寄托[4] - 文章将《桃花源记》与《红楼梦》太虚幻境、《牡丹亭》春梦类比，指出陶渊明、曹雪芹、汤显祖皆是“梦中之人”，强调“梦中之情，何必非真”，但梦中之事不可当真[6] 对陈寅恪关于陶渊明思想结论的辩驳 - 文章指出陈寅恪探求桃花源“实境”的旨意，在于证实陶渊明撰文是表达“耻事二姓”的忠义及儒家隐士身份，即“掳陶为儒”[8] - 文章反驳此观点，指出桃花源“秋熟靡王税”、“有父子无君臣”的描述，创造了一个“有父无君”的世界，这与儒家忠君孝父的名位观相悖，陶渊明因此是“政治不正确的”[8][9] - 文章引用王安石的诗句“虽有父子无君臣”，认为其深得《桃花源记》无君臣官长制度之旨，这恰恰说明了其非儒家名教的性质[9] - 文章依据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的自白及其辞官时间（405年，早于刘裕篡晋的420年），否定了沈约提出的“陶渊明耻事后代”说，认为其辞归主因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11] 对陶渊明本人及其诗文的理解 - 文章认为陶渊明的人生与诗文具有“内容质实和风格自然”的基本特征，理解他的根本方法是熟读细读其诗篇以体味其性情，而非外部索隐[20] - 文章以陶渊明对待不同官员馈赠的态度为例（拒绝负有劝征之责的檀道济的粱肉，接受朋友王弘、颜延之的酒钱），说明其行事原则在于交往性质是否自然、率性，而非简单的政治立场[14] - 文章引用陶渊明《饮酒》诗中的不同饮酒场景，说明其是否欢饮取决于酒宴是否带有劝仕目的，进一步印证其率性自然、厌恶矫饰的性情[15][19] - 文章总结，后世学者受萧统“寄酒为迹”说和沈约“耻事后代”说影响，将陶诗视为“篇篇都是忠愤”的政治隐喻，这是一种误解[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