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税谈判的核心模式 - 关税作为谈判筹码的模式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46% 超过名义GDP增速 导致市场对美国国债可持续性产生担忧 [3][4] - 关税措施导致美国供应链结构变化 中国商品断供现象出现 沃尔玛等零售商宣布涨价 5月8日中美被迫重启谈判 [5][6] - 稀土出口管制成为美方迫切要求谈判的关键因素 可能影响全球汽车产业链关键零部件生产 [7] 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 - "大而美"法案引发共和党内部右翼与左翼冲突 特朗普与马斯克等商界领袖矛盾公开化 动摇全球对美国地位的认知 [4][5] - 关税政策推高美国通胀水平 直接影响特朗普中下阶层基本盘支持率 成为中期选举关键议题 [5][6] - 美国政府内部和社会阶层分化可能成为影响谈判的第四股力量 需关注执政党内部政策认知差异 [9] 中方应对策略 - 需夯实国内大循环基础 加快关键风险防控政策落地 对关税冲突实施点对点精准应对 [10][11] - 应聚焦前瞻性事务筹划而非传统外贸预测 中国制造业具备全球竞争优势 能在关税冲突中取得胜利 [11] - 需警惕全球资本流动模式和金融定价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美国可能调整全球储备资产管理方式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