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阶段 - 中国城镇化从“从无到有”“大规模扩张”进入“提质增效”阶段，2025年会议对城市工作再定位[6] 城市工作核心范式 - 会议提出七项工作方向，“集约高效”成核心范式，政府采用差异化政策[7] 棚改对比 - 2024年10月住建部宣布100万套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规模仅为2015 - 2018年平均水平六分之一[9][12] - 上一轮2015 - 2018年每年新开工约600万套，四年累计2442万套，投资约6万亿元[9] - 本轮改造功能定位为改善人居、补足保障房，融资强调资金平衡与隐性债务管控[12] 政策趋势 - 以“棚改”为抓手的大规模刺激性宏观政策难以重现[3][12] 风险提示 - 下半年经济增速受海外不确定性挑战，财政力度偏弱，稳地产是首要工作之一[14]

城镇化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 城镇化水平与生育率呈现"U"型关系，初期因忽视医疗、房价、教育等问题导致生育率下降，后期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可提升生育水平 [3] - 城镇化带来的收入增加、教育、房价、社保等因素对生育率有显著直接、间接及总效应，且空间外溢效果优于本地影响 [3] - 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生育意愿更低，多胎意愿呈递减趋势，户籍城镇化对中高育龄群体、低收入群体及东部地区影响显著 [3] 户籍政策与生育意愿差异 - 户籍转变对低育龄、中等收入及中西部地区群体生育水平有促进作用 [3] - 异地城镇化模式下高育龄人口生育意愿更显著，收入水平提升对生育意愿有普遍促进作用 [3] - 社会保障的"挤出效应"在异地城镇化模式下更显著 [3] 城市福利与生育意愿关联 - 城市福利与生育意愿呈"倒S"型关系，目前处于第一个拐点前 [3] - 中低层级福利城市生育意愿与福利水平呈"反倒S"型，福利均等化可释放生育缺口 [3] - 经济福利提升后，企业数量多的城市倾向生育二孩以内，人口规模大、第三产业发达城市更愿生育三孩及以上 [3] 产业集聚与生育率动态 - 制造业集聚存在门槛效应，超过阈值后运输成本与生育率关系由同向转为反向 [3] - 制造业集聚程度高的地区，收入效应大于生活成本替代效应，运输成本越低生育率越高 [3] 研究创新与学科贡献 - 研究填补了户籍改革政策对生育意愿影响及不同城镇化模式比较的文献空白 [2] - 通过交叉学科方法系统分析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维度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1][2] - 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低生育率陷阱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