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运行成本分析 - 中国经济自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增速放缓，从1980-2010年平均10%以上降至2011年后告别两位数增长[3] - 生产要素价格快速上涨：2000-2020年全国平均房价增长8.94倍至10425元/平方米，商品房用地价格增长100多倍至569.7万元/亩[3] - 制造业薪酬水平2000-2023年上涨13.9倍至14674美元/年，达泰国2.9倍、越南2.8倍，导致广东等省份出现劳动力净流出[3] 债务成本问题 - 宏观杠杆率从2008年141.2%升至2024年300%，企业部门杠杆率从95%升至174.3%，居民部门从17.9%升至63.5%，政府部门从28.1%升至60.3%[9] - 2024年300万亿元有息债务按3%利率计算年付息成本达9万亿元，非金融企业杠杆率174%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9][12] - 专项债置换隐性债务规模6万亿元仍不足，需扩大超长期国债发行，2035年国债余额增加50万亿元可使中央政府杠杆率维持在50%左右[35][38] 经济增长约束因素 - 投资模式难持续：制造业投资增速将放缓，房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基建投资边际效应递减，高铁等基础设施总里程已占全球40%以上[13][14] - 居民收入占比低：2023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44%低于全球60%平均水平，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十年维持在30%[14][15] - 出口增速放缓：2024年出口增速5.9%但价格指数下跌15%，2025年受美国加关税影响将下行[17][18] - 民间投资萎缩：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但民间投资增速-0.1%，民企上市公司利润占比仅16%[21][23] - 老龄化加剧财政压力：2013-2023年财政对社保补贴增长223%至24271亿元，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年均增速15.5%远超GDP增速[24][26][30] 降本增效对策 - 优化债务结构：扩大中央政府杠杆率（目前22%）置换地方债务，利用中央信用降低融资成本[31][34][35] - 财政支出转型：提高消费乘数（以旧换新乘数1.9-2.1），减少基建投资（乘数小于1），发展服务业（就业占比50% vs 美国80%）[40][41] - 事权财权改革：将地方政府支出占比从86%降至接近西方国家水平（中央政府支出占50%以上），公共服务事权划归中央[39][40] - 扩大公共消费：中国公共消费率较全球低0.8个百分点，提升至平均水平可释放1.1万亿元/年空间[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