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县级生育意愿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文化上的“南北差异”与社会经济上的“东西差异”并存的特征 [7] - “理想子女数”的分布更稳定地呈现文化区域特征，而“意愿子女数”的分布则与社会经济梯度更为一致 [11][16] - 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可能作用于县等更微观的地理或社会尺度，省内差异与省际差异幅度相当 [16] 生育意愿概念差异 - “理想子女数”通过提问“你认为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想？”来测量，体现一种“向后看”的总结思维方式，反映既定文化规范和社会期待，均值较高，方差较小 [11] - “意愿子女数”通过提问“你自己想生几个孩子？”来测量，体现一种“向前看”的思维方式，更侧重个体未来的实际生育计划，受经济现实、政策环境等约束，均值较低，方差较大 [11] 研究方法与数据 - 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合人口普查数据分县的育龄妇女年龄结构 [15] - 使用分层回归模型且事后加权的方法，将不具有县级代表性的生育意愿数据变得具有县级代表性 [15] - 模型通过“部分池化”技术，借助数据充分群体的信息来校正数据稀疏群体的估计，提高推断的稳定性 [15] -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获取各县育龄妇女的真实年龄构成作为加权依据，将各亚群的预测值进行加权合并，得到符合实际人口结构的县级生育意愿估计 [16]

研究背景与核心问题 - 中国文化差异常被理解为南北差异 涉及饮食、交通、性情及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与行为模式[1] -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则呈现东西差异 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开放、产业现代化等方面显著领先于西部内陆地区[2] - 研究旨在探讨地理差异是否反映在人口行为指标上 因为人口学行为是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 核心研究发现 - 研究估计的中国县级生育意愿数据显示出南北分化与东西差异并存的态势 理想子女数呈现南北分化 意愿子女数呈现东西差异[4] - 理想子女数体现“向后看”的总结思维方式 反映既定文化规范和社会期待 均值较高且空间分布稳定[6][7] - 意愿子女数体现“向前看”的实际计划 更易受经济现实和个人条件约束 均值较低且其空间分布与社会经济梯度更为一致[6][7] 研究方法论 - 研究采用小区域估计方法 结合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与人口普查数据[10] - 使用分层回归模型且事后加权方法 通过个体所属地年龄组、县、地级、省等作为随机效应来预测生育意愿[10][11] - 模型通过“部分池化”技术向整体平均水平“收缩” 以稳定数据稀疏区域的估计 并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预测值进行加权以符合实际人口结构[11][12] 研究意义与启示 - 研究揭示了地理尺度的重要性 理想子女数与意愿子女数的省内差异与省际差异幅度相当 表明关键影响因素可能作用于更微观的地理或社会尺度[13] - 研究提供了理解中国社会差异的新维度 将生育意愿置于文化、经济、理想、现实的多维透镜下观察 呈现出丰富且层次分明的图景[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