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地位下滑的深层原因 - 核心观点：日本经济正面临从世界领先地位“滑向二流国家”的风险，其根源在于经济模式落伍、政策失误、创新乏力及人口结构等深层次问题，同时政治右倾化加剧了国家发展的不确定性 [1] - 经济模式未能与时俱进：曾助力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法人资本主义”体制（以终身雇用、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和主银行制为特征）因其封闭性，难以适应IT技术革命下的全球化新分工体系 [1] - 宏观经济政策接连失误：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央行维持过低利率催生资产泡沫，随后货币政策骤然收紧导致泡沫破裂；90年代的财政刺激多投向低效公共工程，徒增政府债务，结构性改革迟缓导致“流动性陷阱” [2] - 创新驱动弱化与竞争力下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全球竞争力排名显示，日本从1989-1992年的全球第一下滑至2025年的第35位；在AI领域，2025年斯坦福大学“全球AI竞争力”排行榜中日本仅居第9位；传统优势产业如汽车业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呈现落伍趋势 [3] - 人口结构恶化与投资失衡：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在1994年超过14%，2025年将直逼30%；新生儿人口在去年已降至66.5万；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从1996年的234亿美元扩大至2024年的2025亿美元（约10倍），而对内投资仅约160亿美元，不足对外投资的1/10 [4] - 当前经济困境：日本国债占GDP比重已高达260%，远超希腊债务危机时的207%；面对高通胀，货币金融政策尚未真正退出宽松，政府陷入政策困境 [4][11] 日本政治大国进程受挫 - 核心观点：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目标屡遭重挫，根源在于历史问题、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及蚕食和平宪法，缺乏经济实力支撑进一步增加了其难度 [5][8] - 历史问题认知与反省不足：日本在殖民侵略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参拜、“慰安妇”、强征劳工等问题上立场倒退，导致与中韩等国的历史争端未能和解，国际道义缺失 [6] - 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本罔顾《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试图以“旧金山和约”弱化其效力；通过与菲律宾等国签署《防卫装备技术转移协定》等准同盟文件挑动地区矛盾；在对台事务上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7] - 蚕食“和平宪法”与政治右倾化：在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推动下，持续炒作“安全威胁”以推进修宪进程，谋求自我军事松绑和重新武装，引发地区国家担忧；右翼势力扬言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破坏“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 [7][8] 当前政府政策与潜在风险 - 核心观点：高市早苗政府推行激进的“早苗经济学”并迎合民粹主义，回避深层次结构改革，可能加剧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加速国家滑落进程 [9][10][12] - 经济政策回避核心问题：“早苗经济学”作为“安倍经济学”的翻版，更激进地强调量化宽松和财政扩张，将结构改革简化为对半导体、核聚变、AI和防务等领域的“危机管理投资”；当前日本经济主要问题已从通缩变为滞胀，但政府为避免政治代价而回避劳动生产率等棘手问题的改革 [10] - 竞选策略与社会影响：高市政府通过刺激和迎合国内民粹主义及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实现政治动员；日本总人口中超过八成是战后出生，年轻人尤其易受网络右翼影响，导致社会排外情绪加重，与周边国家民意对立加剧 [9][12] - 政策风险加剧：激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可能进一步加剧日元汇率困境，并继续扩大日本国债规模；日本右翼政客鼓噪“外部威胁”制造对立，有分析批评其政策可能导致日本在东亚地区制造更紧张局势甚至引发战争 [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