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选结果与政治格局 - 自由民主党在新任首相高市早苗领导下取得压倒性胜利，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316个席位，掌控绝对多数 [1] - 选举结果的关键在于高市早苗的个人魅力与号召力，她成功将传统派系政治主导的选举转化为对其个人和内阁的信任投票 [1] - 高市早苗通过解散议会提前选举，利用公众对变革的渴望，其竞选策略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 [3] 新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愿景 - 高市早苗向选民推销一套名为“新资本主义”的经济愿景，该理论混杂安倍经济学、里根式涓滴经济理论及特朗普式民粹主义口号 [3] - 其经济主张提倡通过增加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来刺激经济复苏，并认为弱势日元有助于提升出口 [5] - 该经济团队似乎沉浸在“只要印钞就能解决问题”的幻想中，对宏观风险认识不足 [7] 日本经济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 日本经济面临根本性问题，包括高达GDP 250%的巨额公共债务、严重的老龄化社会以及对外部能源和粮食的高度依赖 [5] - 经济增长模式已发生根本变化，更多依赖海外资产增值和资本运作，而非本土实体经济生产能力，这种繁荣未带来广泛的就业和民众生活水平提升 [5] - 弱势日元政策在制造业大量外迁且依赖进口原材料的背景下，可能导致进口成本激增，推高国内通胀，削弱民众购买力 [5] 外部经济环境与风险 -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为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美国政府可能不会容忍日本贸易顺差扩大，甚至要求日元升值以平衡双边贸易 [5] - 全球金融环境变化使日本长期依赖的融资模式面临考验，美国国债收益率波动和美元信用风险上升正压缩通过低息日元进行套利交易的空间 [7] - 如果日本央行跟随全球趋势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胀，套利交易可能崩盘，日本政府庞大的债务利息负担也将变得无法承受 [7] 外交政策与地缘政治影响 - 高市早苗的民族主义立场及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支持，以及对中韩的对抗姿态，势必加剧东亚地区紧张局势 [7] - 其对华强硬立场曾多次公开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危险言论，但日本企业已深度融入中国供应链，许多日本跨国公司利润主要来源是中国市场，彻底脱钩将损害日本经济及产业安全 [9] - 日美关系也可能产生摩擦，高市早苗所在的右翼力量对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存在表示不满，若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并施压增加驻军费用或限制贸易，高市早苗可能会作出强烈反应 [7] 政策执行与未来展望 - 绝对多数的政治授权意味着新政府将无法推卸责任，未来四年日本面临的所有难题都将由高市早苗及其内阁承担 [3] - 长远来看，这次选举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会重新审视国家战略方向，若高市早苗能借助政治资本推出改革举措，可能为国家争取更大战略空间 [9] - 其政策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突破传统政治桎梏，以更深刻和连贯的政策应对复杂的经济和外交现实 [9]

日本经济地位下滑的深层原因 - 核心观点：日本经济正面临从世界领先地位“滑向二流国家”的风险，其根源在于经济模式落伍、政策失误、创新乏力及人口结构等深层次问题，同时政治右倾化加剧了国家发展的不确定性 [1] - 经济模式未能与时俱进：曾助力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法人资本主义”体制（以终身雇用、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和主银行制为特征）因其封闭性，难以适应IT技术革命下的全球化新分工体系 [1] - 宏观经济政策接连失误：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央行维持过低利率催生资产泡沫，随后货币政策骤然收紧导致泡沫破裂；90年代的财政刺激多投向低效公共工程，徒增政府债务，结构性改革迟缓导致“流动性陷阱” [2] - 创新驱动弱化与竞争力下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全球竞争力排名显示，日本从1989-1992年的全球第一下滑至2025年的第35位；在AI领域，2025年斯坦福大学“全球AI竞争力”排行榜中日本仅居第9位；传统优势产业如汽车业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呈现落伍趋势 [3] - 人口结构恶化与投资失衡：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在1994年超过14%，2025年将直逼30%；新生儿人口在去年已降至66.5万；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从1996年的234亿美元扩大至2024年的2025亿美元（约10倍），而对内投资仅约160亿美元，不足对外投资的1/10 [4] - 当前经济困境：日本国债占GDP比重已高达260%，远超希腊债务危机时的207%；面对高通胀，货币金融政策尚未真正退出宽松，政府陷入政策困境 [4][11] 日本政治大国进程受挫 - 核心观点：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目标屡遭重挫，根源在于历史问题、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及蚕食和平宪法，缺乏经济实力支撑进一步增加了其难度 [5][8] - 历史问题认知与反省不足：日本在殖民侵略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参拜、“慰安妇”、强征劳工等问题上立场倒退，导致与中韩等国的历史争端未能和解，国际道义缺失 [6] - 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本罔顾《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试图以“旧金山和约”弱化其效力；通过与菲律宾等国签署《防卫装备技术转移协定》等准同盟文件挑动地区矛盾；在对台事务上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7] - 蚕食“和平宪法”与政治右倾化：在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推动下，持续炒作“安全威胁”以推进修宪进程，谋求自我军事松绑和重新武装，引发地区国家担忧；右翼势力扬言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破坏“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 [7][8] 当前政府政策与潜在风险 - 核心观点：高市早苗政府推行激进的“早苗经济学”并迎合民粹主义，回避深层次结构改革，可能加剧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加速国家滑落进程 [9][10][12] - 经济政策回避核心问题：“早苗经济学”作为“安倍经济学”的翻版，更激进地强调量化宽松和财政扩张，将结构改革简化为对半导体、核聚变、AI和防务等领域的“危机管理投资”；当前日本经济主要问题已从通缩变为滞胀，但政府为避免政治代价而回避劳动生产率等棘手问题的改革 [10] - 竞选策略与社会影响：高市政府通过刺激和迎合国内民粹主义及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实现政治动员；日本总人口中超过八成是战后出生，年轻人尤其易受网络右翼影响，导致社会排外情绪加重，与周边国家民意对立加剧 [9][12] - 政策风险加剧：激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可能进一步加剧日元汇率困境，并继续扩大日本国债规模；日本右翼政客鼓噪“外部威胁”制造对立，有分析批评其政策可能导致日本在东亚地区制造更紧张局势甚至引发战争 [11][12]

日本政治格局与政策延续性 - 执政党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议席数大幅增加 超过众议院议席总数的三分之二[1] - 自民党总裁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过选举强化了执政基础[1] - 高市早苗是安倍经济学的忠实信徒 其施政纲领完全沿袭自安倍晋三的政策[1] 安倍经济学的历史背景与效果 - 安倍经济学包含三支箭 财政刺激 货币宽松和公司治理改革[1] - 安倍上任初期（2012年）日本政府总负债与GDP之比高达220.09%[1] - 2012至202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波动较大 分别为1.4% 2% 0.3% 1.6% 0.8% 1.7% 0.6% -0.4% -4.2%[2] - 安倍卸任后2021至2024年经济增速分别为0.9% 2.2% 1.5% 0.1% 2025年前三季度分别为1.8% 2% 1.1%[2] - 安倍经济学未能根本解决日本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2] 当前日本宏观经济关键指标变化 - 通货膨胀率从2013年的-0.1%升至2025年12月的2.1%[2] -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13年1月的0.775%升至2.285%[2] - 美元对日元汇率从2013年1月的89.0581升至156.70[2] - 日本政府总负债从2012年末的997.22万亿日元增至2025年9月的1333.59万亿日元[2] - 日本银行总资产从2013年1月末的159.90万亿日元增至682.87万亿日元[2] 高市早苗政府面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挑战 - 高市早苗提出约20万亿日元的财政赤字计划 包括提高军费 取消食品消费税等[4] - 政府总负债与GDP比例从2020年的258.37%降至2025年的229.57% 但新财政计划可能逆转此趋势[4] - 日本超低利率时代结束 政府举债成本上升 利率支出挤占民生项目预算[5] - 自2022年以来 日本实际工资收入持续下降[5] - 日本银行持有国债市值约50% 干预利率上升成本巨大[6] - 日本十年期和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23年初的0.458%和1.296%分别上涨至2.259%和3.15%[6] 日元汇率与外部经济环境压力 - 日元面临持续贬值压力 尽管与其他主要货币利差缩小[6] - 日本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市场 东亚和东南亚是其重要进出口市场[7] - 美国仅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20%[7] - 高市早苗的外交政策倾向美国 包括承诺对美增加5000亿美元投资 可能损害与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关系[7] 日本产业结构与创新面临的挑战 - 日本在电动车 AI 芯片等新兴产业领域缺乏存在感和竞争力[8] - 培养新兴产业被视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正道 其重要性超过修宪和增加国防预算[8]

日本政治格局与政策确定性 - 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执政联盟以高市早苗为首的自民党获得465席中的310席，达到三分之二绝对多数[3] - 众议院三分之二多数使政府未来推行政策几乎再无阻力，政策确定性达到顶峰[4][5] - 一个权力空前稳固的政府意味着其经济刺激蓝图有更高概率落地，市场反应本质是对政策确定性的定价[7] 高市经济学的政策框架 - 高市经济学继承并发展安倍经济学“三支箭”框架[8] - 第一支箭：超大规模放水，2025年11月推出21.3万亿日元（约合1354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为疫情以来最大规模[8] - 第二支箭：激进减税，计划两年内取消食品消费税，预计每年减少约5万亿日元税收[8] - 第三支箭：创纪录财政预算，2026财年日本一般会计预算达122.3万亿日元，连续第11年刷新纪录[8] 财政刺激计划的具体构成 - 物价应对措施包括向每户家庭发放7000日元燃气电费补贴、向每名儿童发放2万日元现金补助等，合计21.3万亿日元[11] - 国防与外交领域拨款1.7万亿日元，其中1.1万亿用于将国防支出提升至GDP的2%[11] - 自然灾害应对预留7000亿日元[11] 高市交易的核心逻辑与市场影响 - “高市交易”核心逻辑是“买日股、卖日元、抛日债”，源于对政策确定性的押注[8][11] - 积极财政推高通胀预期和利率导致债券价格下跌，宽松货币扩大利差导致日元贬值，经济刺激推动股市上涨[11] 股市表现与驱动因素 - 政策确定性提升修复不确定性折价，推动资产价格上涨[13] - 日经指数市盈率仍低于19倍，在全球主要权益指数中处于价值洼地[13] - 财政刺激计划预计拉动日本2026年GDP增速0.5%，推动企业盈利边际改善[13] - 2026年1月海外资金净买入日本股票规模达1.2万亿日元，大选后首日（2月9日）进一步扩大至2800亿日元[14] - 外资买入方向明确为科技、机械、半导体、出口型企业等财政刺激直接受益板块[14] - 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GPIF）2025年四季度将国内股票配置比例从25%提升至28%[14] - 日本企业2025年全年股票回购规模达8.7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14] 企业基本面与盈利改善 - 约55%的日本公司预计2026年美元/日元汇率在150-160区间[17] - 日元贬值提升出口竞争力及海外营收本币折算值，2025年12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6.7%，其中汽车、半导体设备出口增速分别达11.2%和15.3%[17] - 2025年四季度日本上市企业营业利润同比增长8.3%，连续第三个季度正增长，半导体、汽车、机械等出口型企业盈利增速超15%[20] - 产业投资计划（7.2万亿日元投向半导体、量子技术等）大幅上修相关企业中长期盈利预期，例如东京电子2026年盈利预测被机构上调12%[20] 汇市与日元贬值压力 - 美日名义利差为2.89%（美国联邦基金实际利率约3.64%，日本央行政策利率0.75%）[22] - 扣除通胀后，日本实际利率处于-1.75%至-2.25%区间，美国实际利率约1%，实际利差可能超过3%[24] - 财政货币化预期推高通胀预期并拉低实际利率，形成“财政扩张→通胀预期上升→实际利率下降→资本外流→日元贬值”循环[26] - 2026年1月全球日元套息交易规模达1.8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大选后规模进一步扩大[29] - 美元兑日元理论值约为155，与2月10日市场汇价高度吻合，当前汇率是利差主导下的合理定价[29] - 市场分析认为若美元兑日元逼近159.45将引发口头干预，实际外汇干预大概率在162附近启动[32][33] 债市承压与收益率上行 - 2月9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2.274%，20年期收益率升至3.158%[35] - 10年期日债标售收益率从上个月的2.095%跳升15.4个基点至2.274%，投标倍数仅为3.02倍，低于过去12个月平均值[35] - 日本政府债务与GDP之比高达237%，连续多年居全球发达国家第一[37] - 2026年财政赤字率预计升至4.1%，2026年计划增发44.8万亿日元国债，较2025年增加6.2万亿日元[26][37] - 瑞穗证券测算，受财政溢价上升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6年将升至2.5%[37] - 日本央行2026年加息节奏预计为“半年一加”，每次25个基点，终端利率向1.25%靠拢[41] - 日本央行2026年国债购买规模预计较2025年减少10%[42] - 2026年以来日本央行已开展5次临时购债操作，累计增持3.2万亿日元国债，但仅能短暂压制收益率上行[43] 经济与社会背景 - 2025年日本实际工资同比下降1.3%，连续4年负增长，核心CPI同比上涨3.7%，工资跑不赢通胀是最大民生痛点[51] - 高市早苗的“宽财政”主张精准击中选民需求，而在野党缺乏有效经济政策[52]

政治事件与选举结果 -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历史性大胜 有媒体称其打造出日本“战后最强大的政权” [1] 关键人物与关联 - 高市早苗的“最大金主”是其家乡奈良的商人川井德子 川井德子主要在奈良从事房地产、物流和大型太阳能项目等业务 [3][4] - 川井德子与高市早苗相识于2000年 高市在2011年称川井为“随时可以给我提供建议的姐姐” [9] 政治资金关联 - 川井德子代表的宗教团体“神奈我良”在2024年12月向高市早苗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捐款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35万元） [5][6] - 川井德子本人在2024年7月以个人名义向同一支部捐款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5万元） 两项合计4000万日元 占该支部年收入的两成以上 [6] - 在2021年和2023年 川井德子还曾分别向高市捐款1000万日元和300万日元 [7] 关键人物的背景与潜在影响 - 川井德子的父亲是极右翼组织“大日本菊水会”的创始人 该组织否认日本战争罪责、支持参拜靖国神社 [12][13] - 川井德子在日本经济学界人脉深厚 与“安倍经济学”的幕后推手及核心学者如滨田宏一、原田泰等人交往密切 [15] - 高市政权于2025年11月通过“综合经济对策” 支出规模达21.3万亿日元 其中一般会计支出高达17.7万亿日元 大幅超过市场预期 原田泰等学者多次在媒体撰文力挺此政策 [15][16] - 川井德子政界人脉广泛 曾直接向国会议员提出政策建议 并在2019年负责接待现代货币理论倡导者斯蒂芬妮·凯尔顿的访日行程 [1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主要资助者川井德子的关系 -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选举中领导自民党获得历史性大胜 被媒体称为打造出日本“战后最强大的政权” [1] - 高市早苗的“最大金主”是其家乡奈良的商人川井德子 川井德子主要通过其代表的宗教团体“神奈我良”及个人名义向高市早苗的政治支部捐款 [2][3] - 2024年12月 “神奈我良”向高市早苗担任代表的“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区支部”捐款3000万日元 川井德子本人于2024年7月以个人名义向同一支部捐款1000万日元 两项合计4000万日元 占该支部年收入的两成以上 [3] - 川井德子对高市早苗的政治支持持续多年 包括在2021年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捐款1000万日元 2023年又捐款300万日元 [3] 川井德子的背景与潜在政治影响力 - 川井德子与日本极右翼有深厚渊源 其父亲川井春三战后创建了极右翼组织“大日本菊水会” 该组织否认日本战争罪责、支持参拜靖国神社 [8] - 川井德子在日本经济学界人脉极深 与“安倍经济学”的幕后推手及核心学者如滨田宏一、原田泰等人关系密切 这些学者主张减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 [11] - 川井德子被指在政界人脉广泛 曾直接向国会议员提出政策建议 并负责接待现代货币理论倡导者斯蒂芬妮·凯尔顿访日 [13] - 高市政权于2025年11月通过的“综合经济对策”支出规模达到21.3万亿日元 其中一般会计支出高达17.7万亿日元 大幅超过市场预期 而经济学家原田泰多次在媒体撰文力挺此政策 [11][12] 双方关系渊源及外界质疑 - 川井德子与高市早苗相识于2000年 川井在高市2003年首次参选众议院失败时便坚定支持 高市曾称川井为“随时可以给我提供建议的姐姐” [5] - 根据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 宗教法人向政党捐款3000万日元需其上一年经费支出超过6000万日元 而“神奈我良”作为一个鲜为人知的宗教团体拥有如此大的经费开支引发外界质疑 [5] - 分析指出 川井德子对高市早苗的支持可能不仅限于经济利益 还带有强烈的政治价值导向 其潜在的政治右倾影响引发关注 [6][13] - 文章将高市早苗与川井德子的关系 类比于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与其闺蜜崔顺实的关系 并指出川井德子的潜在影响可能更危险 因其政治目的性强 [13]

选举结果与政治格局 - 自民党在2026年2月8日众议院选举中单独获得316席，占众议院465席的68%，首次在战后获得三分之二多数[1][2] - 自民党席位较一年前增加118席，增幅超过20%[1][2] - 执政联盟（自民党与维新会）总席位达352席，占76%，较选前增加120席[2] - 主要反对党中左翼“中道改革联盟”席位从172席大幅降至49席[2] 政策方向与市场影响 - 预计高市内阁将推行财政货币双宽松政策，包括将2025财年国防支出占GDP比重提高至2%，并计划未来5年累计国防开支增至43万亿日元[5][9] - 计划在2年内将食品消费税从8%降至0%，预计相当于GDP 0.8个百分点的财政扩张[9] - 1月19日高市早苗宣布推动降低食品消费税后，30年期日债收益率在2个交易日内上行31个基点至3.77%[9] - 短期政策可能推升日本名义经济增长并支撑风险资产，但会加剧对日元汇率和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10] 社会结构与选民基础 - 18-59岁选民对自民党支持率较上次选举增加8.7个百分点至36.6%，其中20多岁群体支持率提高13.2个百分点至33.1%[4] - 高市早苗个人支持率维持在70%，在30岁以下青年人中支持率超过90%[3] - 2025年日本居民实际收入同比负增长，通胀侵蚀中低收入群体购买力，社会呈“K型”分化[7] 风险与制约因素 - 财政扩张可能加剧日本财政可持续性压力，并引发长端日债收益率上行风险[6][9] - “日本优先”外交政策可能加剧与亚太邻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并受制于关键原材料（如稀土）供应链的脆弱性[9] - 日元汇率若突破关键点位（如160日元/美元），日本当局进行外汇干预的概率上升[10]

日本第51届众议院选举结果与政策影响 - 执政党自民党在选举中议席数大幅增加，超过众议院议席总数的三分之二，强化了执政基础[1] 高市早苗的政策框架与渊源 - 高市早苗的施政纲领完全效仿前首相安倍晋三，是“安倍经济学”的忠实信徒[1] - 其政策操作空间被认为很小，新版“安倍经济学”已引起全球金融市场不安[4] 日本经济现状与历史对比 - 当前通货膨胀率为2.1%（2025年12月），而2013年为-0.1%[2] -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前为2.285%，2013年1月为0.775%[2] - 美元对日元汇率当前为156.70，2013年1月为89.0581[2] - 日本政府总负债在2025年9月高达1333.59万亿日元，2012年末为997.22万亿日元[2] - 日本银行（央行）总资产为682.87万亿日元，2013年1月末为159.90万亿日元[2] - 2012-2020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4%、2%、0.3%、1.6%、0.8%、1.7%、0.6%、-0.4%、-4.2%[2] - 2021-2024年经济增速分别为0.9%、2.2%、1.5%、0.1%[2] - 2025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1.8%、2%、1.1%[2] 高市早苗财政政策的风险 - 提出约20万亿日元的财政赤字计划，内容包括提高军费、取消8%食品消费税和弹性支出[4] - 金融市场担心赤字弥补问题，导致日本长期国债市场震荡[4] - 2020-2025年政府总负债与GDP比例呈下降趋势（从258.37%降至229.57%），但新财政政策可能逆转此趋势，扩大负债规模[4] 利率环境变化与影响 - 日本超低利率时代结束，政府举债成本上升，利率支出挤占民生项目预算[5] - 自2022年以来，日本实际工资收入年年下降[5] -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23年初的0.458%上涨至目前的2.259%[6] - 日本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23年初的1.296%上涨至目前的3.15%[6] 日本央行的角色与约束 - 日本银行为配合财政政策，购买并持有大量国债，成为国债市场最大买主（约占总市值50%）[6] - 鉴于通胀形势，日本银行只会暂缓加息，不大可能贸然减息[6] - 央行阻止利率上升的干预成本太大，且可能加速日元贬值[6] 日元汇率与外部压力 - 尽管与其他主要货币利差缩小，日元贬值压力一直存在[6] - 市场分析认为提高日元利率是阻止贬值的可行方案[6] - 日元持续贬值被视为日本经济出问题的信号，将给政府带来压力[6] 对外政策的经济风险 - 高市早苗的移民和外交政策更加倒向美国，包括接受不平等条款增加对美5000亿美元投资[7] - 东亚和东南亚是世界经济最活跃且规模最大的地区，而美国仅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20%[7] - 疏远或恶化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将重创日本经济[7] 产业结构与创新挑战 - 在世界电动车市场、AI领域和芯片行业，日本公司几乎不见踪影或没有存在感[8] - 培养新兴产业才是国际经济发展的正道，其重要性远大于修宪和增加国防预算[8] 安倍经济学的遗产与局限 - 安倍经济学包括财政刺激、货币宽松和公司治理改革三支箭[1] - 2012年日本政府总负债与GDP之比高达220.09%[1] - 安倍经济学未能解决日本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2] - 其过于庞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计划限制了政府的政策杠杆[3] - 日本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稳定性，容易受外部冲击[3]

野村证券对政策转向的预测 - 野村证券分析认为，来自美债收益率上升和日元疲软的压力，将迫使日本政府政策重点从财政扩张和弱日元的“旧高市交易”，转向结构性改革和监管改革的“新高市交易”[1] - 市场对此存在分歧：日债市场更倾向于“新高市交易”，而股票和外汇市场则仍在测试“旧高市交易”[1] - 选举后，日本新经济政策的试金石将是政府是否放弃食品减税提议、宣布摆脱通缩，以及将重心转向结构性改革[1] 日本股市表现与驱动因素 - 日本众议院选举后，日经225指数上涨5.6%，报57337点，史上首次突破57000点；东证指数上涨超过3%，也创下历史新高[3] - 房地产板块领涨日经指数，涨幅超过7%，其次是医疗保健和工业板块[3] - 日本互联网公司CyberAgent Inc.领涨该指数，涨幅超过16%，半导体设备制造商Advantest股价飙升超过12%，住友电工涨幅超过11%[3] - 市场预期高市的经济政策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延续且以增长为导向，将提振日本股市，同时其力推宽松货币政策和增加政府支出，将导致日元日债走弱[3] - 安本投资高级研究经济学家表示，高市胜选可能是中期市场“最佳结果”，因为战略投资和税制改革将提振日本股市[3] 机构对日本资产与行业的投资观点 - 瑞士百达多资产高级投资经理表示，日本政策偏向重工业的再复兴，同时在科技产业链中的强势，会支持投资者继续投资日元资产[4] - 该经理强调，对于在产业里位置独一无二、特殊的资产标的会持续持有，若日元资产修正较多，不排除进行加仓[4] - 投资机构Reed Capital Partners首席投资官表示，高市早苗计划加大投入的国防、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这些板块大概率会成为最大受益者[5] - 瑞士百达新兴市场企业债联席主管表示，高市奉行的财政扩张政策传统上会带来财政赤字，对货币基本面的影响是负面的[6] - 该主管认为，日元前景基本面可能偏负面，但如果日本经济上行且日美有货币干预安排，日元可能在一个区间内运行[6] 日元与日债市场动态 - 日元对美元下跌约6%，一度触及两周低点157.95，对欧元和瑞士法郎更是跌至历史新低，随后小幅反弹至156.86[5] - 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上涨近4个基点至2.274%，2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上涨约3个基点至3.158%[5] - 市场人士普遍看空日本国债，尤其是长期日债，因为日本的财政忧虑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数一数二，但也认为日债收益率此前飙升令其投资吸引力有所提升[5] - 冈三证券首席债券策略师表示，高市胜选意味着“高市交易”将会复苏，日本国债收益率将面临上行压力，同时日元快速下跌往往会导致日债收益率上升[6] - 施罗德集团、摩根大通资管等机构在大选前均对日本国债采取低配策略，尤其是超长期限国债[7] 外汇干预与汇率前景 - 随着日元再度逼近160关口，市场开始重新关注外汇干预可能性，日本负责外汇事务的最高官员表示将密切关注外汇及市场走势，正与市场保持持续沟通[7] - 高市早苗重申其施政目标是打造能够抵御汇率波动的经济体系[7] - 瑞穗证券策略师报告指出，选举结果令美元对日元汇率从之前155~160区间上移至160~165区间的可能性增加[7] - 周一日元的有限跌幅反映了获利回吐和市场对结果的消化，也反映出对日本当局可能采取干预的谨慎态度[7] - 鉴于高市对日元疲软的容忍，只有当美元对日元汇率超过160关口时，实际干预的可能性才会增加[7]

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经济内需不足、价格偏低，是“投资于改革”的好时机，即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为结构性改革支付过渡成本，从而实现短期刺激与长期制度优化的双重目标 [5][10] 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背景 - 当前价格走势疲软，内需不足，CPI和PPI均处于较低水平，名义GDP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 [7] - 实现温和通货膨胀有益处，包括稳定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名义价格 [7] - 传统财政刺激投资于“物”（如基础设施）的效果已减弱，各方强调“投资于人”，但面临挑战 [7] - “投资于人”的挑战包括：改善社会保障的措施具有不可逆性，需审慎评估其可持续性；直接向消费者发钱效果不明确；“以旧换新”等政策可能透支未来消费 [7] - 化解地方债务是可选路径，但可能引发道德风险，且由中央政府发债置换可能压缩未来中央财政空间 [8] “投资于改革”的概念与历史先例 - 提出“投资于改革”新概念，即在当前亟需财政刺激的背景下，将财政与货币政策资源用于支付关键领域结构性改革的过渡成本 [9][10] - 核心思路是将结构性改革与财政、货币政策统筹考虑，使短期刺激帮助克服改革障碍 [10] - 以20世纪90年代末的银行改革作为历史先例，当时在总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大规模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为深层次制度变革铺平道路 [11][14] - 1999年至2000年，一次性剥离不良资产达1.4万亿元，占当年GDP（8.21万亿元）的比重高达17%，但并未引发严重通胀 [11][12] - 该次改革同步推进了公司治理改革，构建了规范、透明、市场化的制度框架，为后续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创造了条件 [12][14] “投资于改革”的两个潜在方向 - **方向一：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16] - 地方政府债务制约地方发展能力，隐性债务风险较大，对市场预期产生负面影响 [16] - 地方政府付息压力沉重，土地财政收入下降，许多地方专项债项目收益低于融资成本，长期可持续性堪忧 [18] - 短期可考虑由中央发行国债置换地方债，同时货币政策部门需紧密配合，央行可通过适度扩表予以吸纳，减轻对金融市场的冲击 [18][20] - 必须同步推进地方政府财政体制和融资平台的深层次改革，以避免道德风险，实现地方财政在常态下的基本收支平衡，并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18][19] - **方向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优先医疗保险）** [17] - 医保的二元分割（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抑制居民医疗消费，制约健康产业发展，医保部门控费压力可能损害医药研发回报机制 [17] - 医疗服务发展空间大，能创造高质量就业，医疗保障不足是增长堵点 [17] - 职工医保覆盖约3.8亿人，居民医保覆盖约9.5亿人，两者待遇存在显著差距 [21] - **过渡方案测算**：若将所有居民医保参保人的住院报销水平提升至职工医保标准，每年所需新增支出约为9000亿元；若在更广范围内缩小两项制度待遇差距，年增支规模大约为1.1万亿元 [22] - **长期愿景**：随着就业结构优化，推动职工医保覆盖职工家庭成员，逐步弥合保障差距 [21] 政策实施的关键前提与机制设计 - 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推动结构性改革必须设定明确边界，仅在通缩压力显著时启动，预期风险消退后应果断退出 [23] - 资金用途必须严格限定为支付改革的过渡成本，而非弥补财政的长期不可持续，目标是通过改革提升财政长期可持续能力 [23] - 需高度依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紧密协同，央行需有效管理利率水平，确保政策传导顺畅 [23] - 必须有明确的退出机制和规则，强调改革是前提，财政与货币支持只是为改革创造条件，这与现代货币理论有本质区别 [23][24] - 若央行扩表所对应的债务利率低于名义GDP增速，则随着时间推移，该部分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自然下降 [20] - 政策应设定明确的退出条件和机制，核心政策目标是维持温和通胀，同时严防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剧烈波动 [20] “投资于改革”的潜在影响 - 在低通胀、需求不足的宏观环境下，适度增加财政支出的成本相对较低 [22] - 若将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医疗改革等民生领域，受益者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有望对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 [24][25] - 随着资产价格修复、就业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全体民众都将受益，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