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分析明代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画像中佩戴“东坡巾”与“四方平定巾”这一细节，深入探讨了其从“西僧”改穿“儒服”的服饰转变，并指出这并非偶然，而是一场深思熟虑的“文化适应”策略，旨在通过尊重和融入中华礼仪文明，以“西儒”身份与中国士大夫阶层进行平等对话，从而为传教与中西文化交流搭建桥梁[9][10][14] 中华服饰的礼制内涵与社会功能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衣冠不仅是蔽体御寒之物，更是承载深厚礼制内涵的身份象征，是文化认同、社会等级与文明观念的具象表达[6] - 明代洪武年间建立了一套严格细密的服饰等级制度，对官民服饰的颜色、形制等有明确限制，通过细节将社会各阶层纳入可见的秩序网络之中[6] - 冠帽具有强烈的礼仪象征意义，《礼记》有云“冠者，礼之始也”，男子二十行冠礼标志着成年并成为礼法社会的一员，衣冠形制被上升至文明存续的高度[12] 利玛窦画像中的服饰选择及其象征 - 明代澳门画家游文辉于1610年创作的利玛窦肖像中，利玛窦头戴“东坡巾”，身穿深色儒服[7] - “东坡巾”相传为宋代文豪苏轼所创，在明代成为文人雅士、隐逸高人的标志性首服，象征着超脱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文化人格[8] - 在另一幅画像中，利玛窦头戴“四方平定巾”，此巾源自明初，后成为明代士大夫最具代表性的巾式之一[8] - 利玛窦的服饰选择绝非偶然，是其主动进行的文化身份转换，标志着从“西僧”到“西儒”的根本性策略调整[9] 从“西僧”到“西儒”的文化适应策略 - 利玛窦最初穿着佛教僧侣服装自称“西僧”，后于1589年在弟子瞿汝夔建议下，放弃僧装改穿儒服，因深知儒家士大夫才是受社会尊敬的阶层[9] - 服饰转变是重构身份的必要手段，在明代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中，服饰是个人社会地位最直接的标识，此举使其能够以平等尊重的姿态与中国精英阶层交流[10] - 服饰改变是文化尊重的具体体现，是其在学习汉语、研读经典之外，主动向中国文化靠拢的全方位适应，践行了中国“正衣冠”的礼仪要求[11] - 服饰改变是传教策略的关键调整，是其“补儒易佛”策略的直观体现，儒化外观使其被归入士人阶层，获得了进入中国主流文化圈的“通行证”[11] 中西服饰文化的差异与融合 - 欧洲中世纪的冠帽文化更强调职业、阶层区分，基督教文化中脱帽表示谦卑，与中国文化中将“免冠”视为羞辱形成鲜明对比[12] - 利玛窦在实践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保留了象征基督教信仰的方帽元素，同时接受了中国士人的巾冠样式，形成了一种文化融合的独特外观[12][13] - 游文辉画像中利玛窦头戴东坡巾的形象，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宋代文人精神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在服饰载体上形成了精神共鸣[13] 文化适应策略的成效与现代启示 - 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取得显著成效，其成为第一个深入中国宫廷的西方传教士，并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等著作，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先河[14] - 利玛窦的文化适应并非单向，他也通过书信、报告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推动了“东学西传”，其儒服形象成为欧洲人想象中国的重要视觉符号[14] - 利玛窦的故事表明，唯有放下文化优越感，以平等、尊重、开放的心态看待他者，才能真正实现文明的对话与共生[15]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专访新中国首位藏族博士格勒，展现其个人从农奴之子成长为藏学权威的历程，并以此折射出中国藏学从边缘走向国际主流、重构全球话语权的蜕变过程 [1][3] 个人成长与时代背景 - 格勒出生于农奴家庭，童年家境贫寒，与家人挤在领主家走廊栖身 [1] - 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其家庭命运的转折点，全家分得领主新房，并得以实现读书识字的愿望 [1] - 在甘孜民族中学求学时，通过省下糌粑换《三国演义》连环画等方式，汉语水平突飞猛进 [1] - 1964年考入西南民族大学藏语文翻译班，同年与母亲永别 [1] - 改革开放后，先后完成本科、硕士、博士学业，在中山大学攻读人类学期间系统学习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等课程 [2] 学术研究与方法论 - 1985年带队在甘孜新龙县谷日村考古，发掘出被定为一级文物的核桃形双耳罐，其成果载入《新龙县志》并成为甘孜州博物馆镇馆之宝 [2] - 其导师梁钊韬教授使其认识到藏学研究必须运用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不能闭门造车 [2] - 198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开创性提出藏族文化“多元一体化”理论，论证西藏原始文化与中原的密切关联 [2] - 近年甘南州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基因证据，佐证了其关于“西藏高原是原始人类故乡”的大胆假设 [2] - 该博士论文英文版在瑞士国际会议上引发轰动，成为国际藏学界认知中国考古成果的重要窗口 [2] - 从事藏学研究40余年，发表百余篇论文、10余部专著 [3] - 近年仍主持国家社科项目，提出“文化适应”理论，主张传统文化应择善而存 [3] 国际交流与话语权构建 -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参加国际藏学会，发现当时国际藏学界多由未到过西藏的西方学者发声 [3] - 作为首批走出国门的藏学学者，先后应邀赴欧美20余国访问讲学，讲述真实的、正在变化的西藏 [3] - 亲历国际藏学会议从西方主导到中国发声的转变，通过对比香格里拉幻想与农奴制真相的演讲打破西方偏见 [3] - 针对近年西方部分舆论对西藏寄宿制学校的质疑，以亲身经历阐释“三包政策”的惠民实质，并通过视频展示藏北民众的真诚认可 [3] - 面对数字化浪潮，推动藏学通过网课、社交媒体“破圈”，并多次与国外学者进行视频对话 [3] - 认为藏学成为显学，是因为中国学者用扎实的研究成果赢得了话语权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