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流量与存量失衡问题 - 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96万亿元，境外人民币存款仅3.5万亿元，债券存量不足1.2万亿元，流量与存量之比高达27:1，显著高于美元5:1的国际水平[1] - 流量指标因政策引导短期提升成为政绩考核"显绩"，存量指标需长期资产配置需求导致"重结算规模、轻资产沉淀"倾向[2] - 失衡制约人民币从"贸易结算工具"向"价值储藏手段"功能升级，潜藏货币职能残缺、金融市场空心化、政策效能稀释三大系统性风险[3] 失衡根源分析 - 政绩观扭曲：将人民币国际化简单等同于跨境结算规模扩张，流量数据成为"硬指标"，存量提升被视为"隐性政绩"[5] - 认知能力短板：将人民币国际化等同于政府主导"政策工程"，忽视市场作用，政策工具碎片化[6] - 考核体系偏差：某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考核权重占70%，境外人民币存款吸收规模权重仅30%[7] - 懒政思维作祟：流量扩张可通过行政指令等简单方式实现，存量提升需要制度创新[8] 系统性改革方案 认知革新 - 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本质认知，明确构建全球吸引力人民币资产池为核心目标[10] - 破除唯流量论定式，增加存量指标披露比重，弱化流量规模过度宣传[10] 制度设计突破 - 加快制定《人民币国际化促进法》，存量指标权重不低于40%，放宽非金融企业跨境人民币投融资限制[11] - 推动人民币在IMF特别提款权权重提升至15%以上，扩大国际债券发行[12] - 强化CIPS与国际支付系统技术对接，建立一站式清算托管服务[12] - 推动大宗商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2028年底前达60%以上[12] 政策工具创新 - 在"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中设定人民币结算比例下限，要求50%结算资金留存离岸市场[13] - 扩大"沪深港通""债券通"标的范围，试点"港股通人民币计价"[13] - 支持中资企业发行"绿色人民币债券"，对境外投资者免征资本利得税[14] - 优化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试点"数字人民币跨境理财通"[14] 考核体系重构 - 新增"境外人民币存量增长率"指标，权重占跨境结算考核的40%[15] - 对商业银行实施"存贷比双向考核"，将"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能力"纳入监管评级体系[15] - 对重点涉外企业要求境外人民币资产持有量占跨境结算量比例每年提升5个百分点[15] 风险防控与长效机制 - 构建离岸人民币存量"压力测试"机制，设定单一国家持有比例≤20%等警戒线[16] - 减少对离岸市场直接行政干预，发挥成熟离岸中心优势[16] - 培育本土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评级体系[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