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未提及 报告核心观点 政策性金融工具加快投放、注资特别国债或 10 月发行、货币政策保持中性、金融监管加强、房地产政策优化、中美关税对等降税磋商推进，多方面政策共同作用助力经济发展 [1] 各目录内容总结 宏观基调 - 发改委推动“六张网”项目加快落地，明确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安排 [1] - 8000 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多地投放，发挥稳投资托底作用 [1] - 十部门发布中小企业“十五五”规划，国务院部署治理回款难问题 [1] 财政政策 - 9 月 7 日，财政部拟发行 3000 亿元特别国债，支持 8 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13] - 9 月 5y 和 7y 国债为普通国债，注资特别国债最早或 10 月发行，关注 Q4 国债发行计划 [1][13] 货币政策 - 央行“十五五”更注重利率型调控，保持币值稳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2] - 8 月央行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 500 亿元，态度中性 [2] - 3 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等量续作，9 月 14 - 17 日开展税期隔夜逆回购 [2] 金融监管 - 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明确“十五五”改革方向，推动机构提质转型和中长期资金入市 [3] - 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办法、私募投资基金募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3] - 第二批摊余成本债基预计 9 月 11 日前后上报，含权二级债基等有望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名录 [3] - 理财统一信息披露平台 9 月 1 日上线，14 家头部理财公司 8 月规模增 2857 亿元 [3] 房地产政策 - 国务院部署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强调财政金融协同和多元化投融资 [4] - 武汉、海口和河南从公积金提取、购房资格等方面优化房地产政策 [4] 中美关税 - 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就 300 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磋商，争取早日实施 [5]

中国银行协助深圳市政府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 - 中国银行协助深圳市人民政府在香港、澳门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总规模50亿元 [1] - 本次发行设置多期限、多品种，是中国银行自2021年起连续第六年牵头该承销发行工作 [2] - 在香港，中国银行作为联席全球协调人及独家ESG结构顾问，协助发行5年期25亿元低碳城市主题绿色债券和10年期15亿元一般债券，定价利率分别为1.51%、1.81% [2] - 募集资金将投向轨道交通等项目，促进深圳节能减碳和可持续发展 [2] - 在澳门，中国银行作为独家全球协调人及独家ESG结构顾问，协助发行3年期10亿元大湾区主题可持续发展债券，定价利率1.41% [3] - 募集资金将投向水治理、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项目，助力深圳公共事业建设 [3] - 此次发行吸引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基金公司、私人银行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者，在港澳发行簿记订单倍数均超9倍 [3] - 自2021年以来，中国银行以独家或联席全球协调人角色累计协助深圳市政府发行320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 [3] - 该行持续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协同发展 [3]

核心观点 - 金融强国建设蓝图明确，利好头部非银机构成长，预计头部券商保险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中小金融机构仍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主要使命，看好头部非银金融机构后续估值修复 [4] 十五五金融业发展蓝图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9月10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情况 [2] - 央行副行长陆磊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作为十五五时期金融工作总体方略 [2] - 政策基调坚持“防风险、严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主线 [2] - 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2] 央行政策方向 - 央行将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3] - 货币政策改革方面，在政策目标上坚定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 [3] - 在工具上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 [3] - 汇率上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决定性作用、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 [3] - 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央行将通过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支持贸易投资、优化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机制等政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3] 金管总局政策方向 - 金管总局分类施策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支持大型金融机构发挥稳定器作用，推动中小机构减量提质 [3] - 一是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推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 [3] - 二是多措并举营造良好行业生态，大力整治价格战、高息高返等行为，全面推行保险业“报行合一”和非车险综合治理 [3] - 金管总局将完善保险资金等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政策，支持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3] 证监会政策方向 - 证监会将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改革，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力争2030年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4] - 融资端，证监会将优化发行上市制度，实施更具包容性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将A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 [4] - 动态完善上市标准体系、加快修订再融资注册办法 [4] - 投资端，将进一步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强化跨市场跨行业跨境风险监测、加强和改进资本市场预期管理，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 证监会将进一步加快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突出功能性要求、推动行业提升综合实力与专业服务能力 [4] - 近期修订后的证券公司监管条例有望出台，引导券商专注主业、错位发展 [4]

文章核心观点 2026年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新政建立了覆盖财产装入、存续收益、身份转换及终止清算的全生命周期征管体系，将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原则落实为可申报、可核验且可追责的具体规则，推动居民财富管理从架构驱动转向真实的资产隔离、家族治理和代际传承需求，并引导跨境资产配置向标准化产品和持牌渠道集中[1][2] 离岸信托税收规则的制度闭环 - 离岸信托通过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之间的权利配置，将财产名义持有、实际控制和收益归属分置于不同主体，可能被用于延迟确认境外所得或隐藏实际控制关系[3] - 2026年7月24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同步明确征管程序，制度调整覆盖财产装入、信托存续、居民身份转换、死亡承继及终止清算等主要环节[4] - 规则适用于依照境外法律设立的信托和具有类似功能的法律安排，同时排除受监管金融机构面向不特定客户发行并由投资者独立承担风险的标准化产品[4] - 新政以财产实际来源和经济控制关系确定所得归属，居民个人直接交付财产或通过其控制的境外实体间接将财产装入信托，只要相关财产由其实际出资、负担或控制，便可能进入税收识别范围[5] - 财产装入时，应以市场价值减除原值和合理税费计算财产转让所得，完税后的市场价值成为新的计税基础，相关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5] - 信托存续期间形成的利息、股息、红利和财产转让收益，即使没有实际分配，也需按照所得性质进行年度归集和申报，已经依法纳税的收益在以后分配时不再重复缴税[5] - 信托终止、居民个人转为非居民及特定死亡承继情形构成退出规则，境外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性质税款可以依法抵免，五年分期缴税仅适用于信托终止和部分死亡承继确有困难的情形[5] - 直接或间接持有25%以上权益，以及在资金安排、经营决策或利益分配方面形成实质控制，均可能触发穿透认定；关联借款、担保和费用代付等经济利益也可能被视同分配[5] 居民理财及跨境资产配置转向 - 税收规则明确后，离岸信托在居民财富管理中的价值排序将发生变化，过去部分安排将推迟纳税作为主要收益来源，新政要求持续核算和申报，架构本身能够提供的税收利益明显下降[6] - 资产隔离、跨境家族治理和代际传承等实质功能成为判断信托必要性的主要依据[6] - 以递延收益为核心且缺少真实跨境需求的存量信托更可能收缩、终止或进行资产回迁，持有境外经营性资产并承担跨国家族治理职能的信托仍有保留价值，但需要建立完整的原值档案、年度账簿、收益分类及受益关系变化记录[6] - 新设信托必须在财产装入时评估潜在增值和即时税负，居民决策尺度由架构能否搭建转向其经济目的能否长期覆盖合规成本[6] - 税负与现金流不匹配将进一步改变资产选择，非上市股权、不动产和艺术品可能具有较高账面增值，却缺少能够直接用于缴税的现金流[7] - 年度收益即使留存在信托内部，居民个人仍可能需要在境内筹措税款，持有人需同时考虑资产估值、收益能力、税款来源和退出条件，长期持有单一非流动资产的信托将承受更强的流动性约束[7] - 财富管理机构的服务重心从信托设立和结构设计转向长期合规管理，税务居民身份识别、原值核验、年度估值、境外税收抵免及受益关系监测将成为持续服务内容[7] - 跨境投资需求转向标准化和可核验渠道，新政排除符合条件的标准化金融产品，有助于降低普通跨境投资产品被误纳入离岸信托规则的风险，境内家族信托、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产品及底层资产透明的金融工具可能因此获得更强吸引力[8] - 个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属于经常项目便利化安排，不能直接用于境外证券投资，居民开展境外证券配置仍应通过依法开放的渠道完成[8] - 离岸信托监管需要与资本项目开放相互协调，通过有序发放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并完善双向投资工具，为合理的全球配置需求提供稳定出口[8] 资本流动约束下的反洗钱衔接及人民币国际化 - 离岸信托税制通过提高非透明转移的成本影响资本流动，升值资产装入境外信托时需要确认财产转让所得，存续收益也不能依靠内部留存持续推迟纳税，利用离岸架构隐匿资产或规避申报的预期收益下降[9] - 税收成本与被识别概率同时上升，有助于抑制部分灰色资产外移，但税收征管不能直接改变外汇管理边界，也难以独立识别地下钱庄、虚假贸易和非法换汇[9] - 资本流动治理仍需税务机关、外汇监管机关、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及刑事执法机关依照各自法定职权识别风险[9] - 涉税信息交换着眼于跨境税源核验，反洗钱机制着眼于可疑交易和犯罪所得监测，两套制度并行提高违法行为的发现概率，对借助离岸信托逃税或者清洗犯罪所得的主体形成共同压力[9] - 中国自2018年开始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金融机构识别非居民账户和相关控制人后，将账户信息报送税务主管当局，再由不同法域的税务主管当局依照协议开展交换[9] - 共同申报准则将信托委托人、受托人、保护人、受益人或受益人类别，以及其他行使最终有效控制权的自然人纳入控制人识别范围，为税务机关在金融账户层面识别多层信托结构中的控制关系提供信息基础[10] - 境内征管规则要求纳税人在首次申报时附报离岸信托协议、财产明细清单和组织架构等信息，并持续报送年度报告、财务报表、运营收益和收益分配资料[10] - 共同申报准则主要围绕金融账户运行，对境外不动产、艺术品和部分非金融实体资产的覆盖能力有限[10] - 税收情报原则上用于税款查定、征收、追缴、执法及涉税诉讼，超出原定目的使用须符合提供方法律并取得提供方主管当局授权[10] - 反洗钱情报由金融情报机构接收、分析和移送，跨境交换取得的信息同样受原定用途约束，向其他机关提供或者改用于行政调查、刑事侦查、起诉和审判，原则上须取得提供方FIU授权[10] - 从人民币国际化看，新政的影响具有明显时间差，短期内复杂离岸信托的设立和维持成本提高，部分居民可能延缓境外配置或调整资产持有地点，但跨境资金总体变化仍受到汇率预期、市场波动、企业收付款节奏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11] - 长期影响取决于税收透明度与人民币跨境使用渠道能否同步改善，清晰的所得确认和申报规则能够降低监管套利及执法不确定性[11] -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优化境内机构投资境外金融市场的渠道并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这类政策能够与离岸信托税收透明化形成互补[11] 从执行张力化解到合规秩序形成的制度完善 - 新政已建立实体规则和征管程序，具体运行仍将面临估值、资料取得、境外抵免及跨境协作方面的压力，非上市股权、不动产和艺术品缺乏连续市场报价，少数股权折价、控制权溢价和流动性折扣又会影响公允价值，较早设立的信托还可能缺少完整的原值凭证[12]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允许税务机关在价值资料缺失或者申报价格明显不合理时转请专业机构评估，但评估基准日、机构选择及异议处理程序仍需细化[12] - 不同法域还可能分别以受托人、信托实体或受益人为纳税主体，境外税款能否认定为居民个人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性质税款，需要结合税种属性和法律责任判断[13] - 后续规则应明确估值方法、汇率折算口径、常见境外税种清单和证明材料标准，降低重复征税及地区执行差异[13] - 数据协同需要兼顾监管效率和权利保护，税务机关、反洗钱监测分析机构及外汇监管机关应依照各自法定职责和信息原始取得目的处理数据[14] - 国内机关之间的协作须具有明确法律依据，跨境交换信息需要改变用途或者转交其他机关时，还应取得提供方主管当局或FIU的授权，并履行个案审批、权限控制和过程留痕程序[14] - 相关情报在完成法定证据转换以前，只宜用于风险识别和案件线索，信息管理制度还应明确访问权限、保存期限和纠错程序，并记录数据来源及处理结果[14] - FATF关于税务犯罪上游犯罪化的要求及多数法域的实施经验，为中国完善税务执法和反洗钱协作机制提供了比较法依据[14] - 监管资源应按照真实风险分类配置，对缺少实质运营、关联利益输送频繁、控制关系刻意隐藏且资料长期缺失的结构加强穿透核查；对具有跨境经营需求、家庭成员分布于多个法域或者承担公益目的的信托，则应在估值沟通、材料补正和税收抵免方面提供明确指引[14] - 合规替代决定新政能否形成稳定闭环，境内家族信托的税收规则需要逐步明确，持牌金融机构应增加底层资产透明且能够持续估值的跨境产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和人民币跨境投资工具也应适应居民合理配置需求[15] - 专业服务机构应建立覆盖居民身份判断、财产原值核验、年度申报、境外抵免和退出清算的标准流程[15]

核心观点 - 中国银行与摩根大通合作完成首笔中美实时个人跨境汇款交易，全程不到60秒[1] - 中国银行将于2026年9月13日在全国上线“中银即时汇”服务[1] - 该服务标志着跨境汇款从传统侨批模式向分钟级到账、全流程可视的数字化时代跨越[3][4] 产品功能升级 - 到账时间压缩至分钟级，首笔中美交易仅耗时数十秒[4] - 客户可通过手机银行实时追踪交易处理进度，从汇出、中转到入账全程可视化[4] - 实现全额到账，无过程扣费，解决中间环节费用不透明问题[4] - 支持7×24小时随时发起汇款，不受工作日限制[4] - 支持海外汇入的人民币快速入账，为汇款人提供更多币种选择[4] 全球布局进展 - 除美国市场外，中国银行还与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市场的主要合作银行实现“中银即时汇”业务联通[1] - 首笔中美实时个人跨境汇款交易从技术验证走向实际应用[6] 目标客群与战略意义 - 目标客群覆盖海外留学生、华人华侨、有海外子女的国内家庭、跨境电商从业者及海外务工人员[6] - 人民币入账功能带动更多外资银行接入人民币汇款通道，推动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场景中的使用深度，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6] 历史传承 - 中国银行自侨批时代起即为跨境汇款核心支撑，烽火抗战时期在闽粤广布网点低价收汇，被陈嘉庚记入《南侨回忆录》[3] - 和平年代全国私营侨批局全部并入中行，侨汇解付工作由中行全权承接[3] - 中行向福清侨乡博物馆捐赠大量原版侨批史料，留存跨境金融记忆[3]

农业银行助力企业“走出去”及人民币跨境使用专题宣讲 -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举办“丝路扬帆·农银同行”专场宣讲会，聚焦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1] - 宣讲会以支持企业“走出去”和服务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核心命题，搭建金融基础设施、银行与企业客户对话平台 [3] - 活动解读前沿政策、分享市场洞见，旨在打通企业跨境金融全链条 [3] - 农业银行海外分子行就当地投资环境及人民币使用情况开展探讨 [3] - 中金国际专家就“走出去”服务案例进行分享 [3] - 农业银行将持续锚定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主线，坚持“本币优先”导向，助力中资企业“走出去” [3] - 农业银行担当国有大行跨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社会责任 [3]

经济转型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 - 经济转型背景下，科技创新作用上升，直接融资需承担更重要的功能，央行明确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并强调“提高直接融资比重”[1] - 央行支持新旧动能转换，将更加重视金融市场发展及不同融资方式间的互补，观察货币政策效果需更多结合债券、股权等融资渠道[1] - 央行提出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并介绍合并设立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等举措[1] - 增强金融对新动能的支持能力，有赖于存量风险的有序化解，央行强调“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2] - 部分中小银行资产集中于当地传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可能带来资产质量和资本补充压力，机构改革化险与经营模式调整需同步推进[2] - 存量风险有序化解有助于修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改善货币政策传导，为金融资源向新动能转移创造条件[2] 货币政策框架与工具体系完善 - 货币政策由量向价转型，央行“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作用[4] - 随着直接融资发展，信贷增速对实体融资需求的反映可能不如过去充分，融资成本和资金配置效率的重要性上升[4] - 央行提出“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指向基础货币投放和流动性调节机制的进一步完善[4] - 截至今年6月末，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为4.6万亿元[4] - 后续工具优化将更注重政策激励与实际融资需求的匹配，并通过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补偿等配套措施提升金融支持效果[4] - 资金与债券市场管理重点在于稳定短端利率、畅通向长端的传导，央行“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运行”[5] - 短端调控重点正逐步从7天市场利率转向隔夜市场利率，今年6月新增隔夜逆回购，并将临时正、逆回购操作利率区间从70个基点收窄至50个基点[5] - 债券市场在金融机构资产配置中的地位上升，要求宏观审慎管理更加关注久期错配、杠杆和交易拥挤带来的风险[5] - 股权融资重要性提升，使资本市场稳定与央行职能更加紧密联系，央行明确提出“推动健全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长效机制”[6] - 此前创设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已为央行支持资本市场提供了工具[6] 跨境管理与人民币国际化 - 跨境管理兼顾双向开放与汇率稳定，央行明确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7] - 央行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防范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7] - 外汇局提出资本项目开放从渠道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深化，并加强本外币政策协同[7] - 央行提出“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作用”，并强调“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8] - 央行继续“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同时强调完善金融统计、支付、国库、现金服务体系，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9] - 央行提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外汇局强调进一步加大本外币政策协同，让各类主体用一套规则办理同类型跨境人民币和外汇业务[9] - 央行提出“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以紧密的贸易投资联系为基础，加强本币结算、清算网络和流动性合作[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