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美方在关税问题上态度由极限施压迅速转向寻求谈判，其根本原因在于“脱钩”模式使美方不仅难以实现其加征关税的战略与经济目标，反而会陷入供给短缺、物价上涨、金融市场动荡及经济可能步入“滞胀”的困境，因此急于通过谈判摆脱困境 [1][2][6] - 未来的中美贸易战将进入“谈判”模式，但过程将极为复杂、曲折和反复，呈现“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特征，美方将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施压，而中方需坚守原则并积极应对 [7][8][9] - 中美经济结构对比鲜明，中国凭借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充足的供给和宏观政策空间，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更具韧性；而美国则面临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供给脆弱性和国内巨大的政治社会压力 [8] 美方加征关税的动机与目标 - **短期动机**：削减贸易逆差（2024年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达1.2万亿美元）以及增加税收收入（预计“对等关税”可带来约5000亿美元税收）[4] - **中长期战略目标**：推动制造业回流（目前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不足10%）以及打击竞争对手，在大国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 [4] “脱钩”模式对美国的影响与后果 - **贸易层面**：中美双边关税均超100%，导致约48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和约1400亿美元的美国对华出口难以进行，中国顺差问题消失但美国出口受损，能源（石油、天然气）和农产品出口被替代 [5] - **财政目标落空**：“脱钩”使美国无法获得原本可观的对华加征关税收入，制约其减轻债务压力和补贴农场主的能力 [5] - **供给冲击与通胀**：来自中国的消费品、电子产品（如苹果手机、戴尔电脑）、汽车零部件等供应减少或枯竭，推高美国物价，预测可能推高美国PCE约2个百分点，已导致美国政府采取部分关税豁免措施 [6] - **金融市场动荡**：政策引发全球不信任，导致股、债、汇市场三杀，美元指数降至100以下，美债遭抛售，股市重挫，系统性金融风险担忧加剧 [6] - **经济衰退与政策困境**：关税的财政紧缩效应抑制投资与消费，叠加供给短缺，经济增长下行概率增大，权威机构预测美国经济可能在下半年步入衰退，甚至可能进入“滞胀”，使美联储货币政策陷入两难 [6] 谈判模式的前景与美方诉求 - **谈判驱动力**：美方因经济利益持续流失和“脱钩”困境而迫切希望谈判，中方则持开放态度但强调“解铃还须系铃人” [7][8] - **美方核心诉求**：首要目标是要求中国大量购买美国能源产品和农产品，以实质性削减对华贸易逆差；同时希望在谈判模式下部分实现获取关税收入的财政目标 [8] - **谈判的复杂性**：基于特朗普政府过往表现，未来谈判注定复杂、曲折、艰难且可能反复，过程中不排除再度加征关税，呈现“谈谈打打”的特征，短期内达成协议不现实 [8] - **美方国内压力**：美国国内反对加征关税的声浪高涨，包括反对党派、地方政府、产业界和消费者，形成“反对特朗普的大合唱”，政策“后坐力”强劲 [8] 中美经济结构与应对能力的对比 - **中国优势**：按购买力平价计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超30%，联合国工会组织预测至2030年占比可能达45% [8] - **中国应对韧性**：拥有强大制造业、庞大国内市场、充足宏观政策空间，社会供给充足、安定，有能力通过国际市场多元化和促进内需来化解阶段性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保持经济正增长 [8] - **美国劣势**：面临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的供给不足与脆弱，遭遇供给短缺、物价高涨、市场动荡和美元贬值等问题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