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债务危机与合法性模式 - 战后资本主义通过"债务国家"模式将经济承诺转嫁给后代，导致偿债能力与经济增长潜力脱钩[1] - 美国国债规模已突破37万亿美元，欧盟"复苏基金"完全由债务融资但缺乏明确偿还计划[1][2] - 美国政策走向失控，试图通过加征关税等手段化解债务危机，可能引发全球连锁反应[1][2]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崩溃 - 去全球化进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持续进行，美国通过军事实力维持例外地位[5] - 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已无法持续，政策变动更多出于绝望而非战略考量[5] - 民族主义是全球主义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源于新自由主义整合的失败[6] 金融资本与民主政治冲突 - 金融资本通过"央行-银行-市场"三元结构使经济决策脱离民主制度[6] - 量化宽松政策使金融衍生品规模膨胀至GDP十余倍，形成"虚拟资本优先"治理逻辑[6] - 资本对劳动力形成非对称依赖，依托全球货币信用体系实现跨境流动[7] 财富分配与阶级分化机制 - 1980-2020年间德国前10%人群财富占比从45%升至55%，基尼系数从0.28升至0.32[7] - 债务国家仍征税但征税能力衰减，资本流动性增强加剧避税行为[7] - 全球化成为"寡头再分配"核心机制，改变资本与劳动力权力平衡[7] 超国家机构与治理真空 - 欧盟通过紧缩政策收回成员国经济主权，形成去国家化官僚体系[9] - 成员国政府将责任归咎于欧盟机构，后者既无能力也无意愿解决问题[9] - 公共债务持续增长导致西方民主国家合法性丧失，右翼民粹主义兴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