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陈列平教授发现PD-L1分子并揭示其与PD-1通路在肿瘤免疫逃逸中的作用，开创了"解除免疫刹车"的治疗策略，推动全球十余种PD-1/PD-L1抑制剂上市，覆盖70余种癌症，成为癌症治疗领域的里程碑药物[1][6][8] - 该发现解决了癌症免疫治疗的长期悖论，使晚期实体瘤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标志着免疫治疗从边缘领域跃升为肿瘤学支柱[1][8] - 研究从基础发现到临床转化形成完整链条，重塑了现代癌症治疗范式，并持续推动新一代免疫疗法的探索[7][8][10] 癌症免疫治疗历史困境 -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癌症疫苗和细胞因子治疗等主要疗法在临床试验中屡屡受挫，尤其是针对占人类癌症90%的实体瘤[3] - 临床前数据与临床试验结果脱节，免疫反应与肿瘤生长抑制之间缺乏明确关联，构成癌症免疫治疗的核心困境[3] - 当时学界观点两极分化：一派认为免疫策略存在根本缺陷，另一派主张需要更强劲的免疫刺激[3] 理论突破与假说提出 - 陈列平提出第三种可能：免疫应答足够强大但在肿瘤部位被主动抑制，肿瘤微环境可能构筑屏障阻止免疫攻击[3] - 受达尔文进化论启发，认为肿瘤早期免疫压力可能筛选出具有逃逸能力的克隆，免疫抑制蛋白(如PD-L1)的过表达可能在免疫压力下占据主导[4] - 提出适应性耐药假说：肿瘤浸润T细胞分泌IFNγ诱导肿瘤细胞上调PD-L1，后者通过PD-1受体抑制T细胞活性，形成负反馈回路[5] 关键科学发现 - 1997年在梅奥实验室通过EST技术首次克隆B7-H1(后命名为PD-L1)，1999年证实其抑制T细胞免疫的功能[4] - 发现多种癌组织过度表达PD-L1蛋白而正常组织罕见表达，该免疫组化检测后来发展为恶性肿瘤的临床预测生物标志物标准[5] - 2002年开发靶向PD-L1和PD-1的单克隆抗体，在动物模型和细胞培养系统中展现增强肿瘤免疫的潜力[5] 临床转化与产业应用 - 初期遭遇冷遇，2000年首个产业合作两年内夭折，2004年与Medarex公司达成协议开启临床转化之路[6] - 全球已开发十余种PD-1/PD-L1抑制剂，获批适应症覆盖70余种癌症，在常见实体瘤中挽救了数百万生命[6] - 将肿瘤微环境确立为免疫治疗靶点开发的核心领域，启发后续CTLA-4、TIM-3等免疫检查点的研究[10] 领域影响与范式革新 - 从根本上重塑现代癌症治疗，彰显肿瘤微环境作为免疫治疗靶点发现宝库的价值[6] - 通过从基因克隆到药物开发的完整链条，证明基础研究驱动临床突破的可行性，重塑癌症治疗研发模式[10] - 开创的"解除免疫刹车"策略持续推动新一代免疫疗法的探索，标志着免疫治疗从边缘领域跃升为肿瘤学支柱[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