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法修改背景与紧迫性 - 2014年《预算法》完成首次大修后，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明确"健全预算制度"，修法具有必要性[1] - 财政部将《预算法》修改纳入2025年立法工作计划，加速推进修法进程[1] - 现行《预算法》存在预算管理碎片化、地方财力失衡、绩效约束缺位等深层矛盾，需大修以适应财政收支"紧平衡"态势[1] 修法核心目标 - 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现行条款难以适应改革目标，需在法律层面落实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顶层设计[2] - 现行《预算法》未涵盖数字经济新业态的税收治理及预算统筹规则，需回应新经济发展命题[2] - 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统筹近70%地方财政支出，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繁杂，挤压地方财政自主空间[3] 央地财政关系改革 - 现行《预算法》未规定政府间事权、财政支出责任及收入划分，修法需系统规定央地事权划分与转移支付机制[3] - 建议新增条款细化央地支出责任类别、分税收入划分原则，设定转移支付分类标准与透明公开机制[3] 预算绩效管理问题 - 绩效结果与预算调整、部门问责联动不足，"花钱无效不担责"现象突出，需通过修法解决预算绩效管理"软约束"[4] - 绩效管理法治化不足导致激励约束机制缺失，加剧预算调整与责任虚化现象[5] 税式支出监管 - 税式支出未被纳入《预算法》调整范围，缺乏监督形成"财政黑箱"，地方政府通过税收返还等"政策洼地"招商引资[6] - 建议将税式支出纳入全周期监管，使税收优惠与创新实效刚性挂钩，避免"减税竞赛"[6] - 税式支出规范重点在于纳入预算治理范围，通过预算监督确保符合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