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利润上缴新规及机制 - 财政部于2026年3月下旬发布新规，全面上调央企利润上缴比例，执行差异化分档标准 [3][10] - 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资源型央企执行35%顶格比例 [3][10] - 一般竞争性央企（如建筑、电子、化工、贸易等）执行30%比例 [3][10] - 部分竞争性央企执行25%比例 [3] - 军工、转制科研院所、中国邮政等战略保障类企业执行20%比例 [3][10] - 中国储备粮、中国储备棉等政策性企业免交 [3][10] - 与2014年旧规相比，本次调整幅度显著 [10][11] - 烟草企业上缴比例上调10个百分点，资源型企业上调15个百分点 [10] - 一般竞争型企业（如有色、黑色冶金采掘、运输、电子等）及特殊功能型企业上缴比例翻倍，分别上调15个和10个百分点 [10] - 利润上缴机制基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财政部按行业属性核定央企集团的上缴比例 [3][12] - 上缴资金最终来源于集团旗下各级子公司、上市平台及参股公司等经营主体按比例上缴的分红或利润返拨 [3][12] - 集团层面主要承担战略管控职能，在归集下级实体资金后，扣除必要留存统一上缴国库 [12][15] - 理论上，上缴比例提升可能促使核心经营主体（如上市公司）提高分红率以满足集团要求，但实际影响非线性，需观察 [4][15] - 历史经验显示，2014年央企利润上缴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后，2015年央企上市公司年度平均分红率提升12% [4][15] - 2025年央企上缴利润同比增长78.5%，对应上市公司分红率可能提升，但幅度待观察 [4][15] 加快利润上缴改革的背景与动因 - 传统土地财源持续收缩，国企利润上缴成为重要的增量财力补充渠道 [5][19] - 2025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7%，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下降8.2% [5][19] - 地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已从2021年高点8.7万亿元降至2025年的4.2万亿元 [19] - 相比之下，2025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达8547亿元，同比增长25.8%，增速显著高于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 [5][19]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财政“第三本账”，长期存在规模小、上缴比例低、调入公共财政力度不足等短板 [5][31] - 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仅千亿量级，部分原因是覆盖范围有限，大量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未纳入预算管理 [5][31] - 国企利润平均上缴规模相较总利润偏低 [5] - 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规模达5741亿元，调入比例接近70%，但突破主要源于中央层面 [31] - 中央政策层面持续强调加快改革，并将其纳入“十五五”规划框架 [5][37] -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5][37] -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合理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并将其纳入国资国企改革与财税体制改革的双重框架 [5][37] 后续利润上缴改革的可能路径 - 地方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改革或跟进中央步伐 [6][40] - 目前地方国企上缴比例由各级政府自定，普遍实行差异化分类管理，比例因地区而异 [40] - 乐观情景下，假设地方国企按照央企调整幅度上调比例，以2024年上缴基数为例，地方利润上缴收益或同比增长80%左右，多缴约1800亿元 [6][41] - 部分省份（如新疆、广西、山东等）已先行调整，商业一类或资源类企业比例达到30%-35% [42] - 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覆盖范围，从“部分覆盖”走向“应纳尽纳”是重点推进方向 [6][44] - 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全面纳入预算管理 [6][44] - 中央预算审计报告显示，至2024年底，仍有15个部门所属112户一级企业未纳入，按利润10%测算少收收益2.28亿元 [46] - 完善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的市场化分红机制 [7][45] - 优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构，提高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比例，并明确资金优先用途 [7][49] - 2025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约2647亿元，而调入一般公共预算高达5741亿元，调入资金占收入比例接近67%，创历史新高 [49] - 传统支出大量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资本金注入、政策性补贴”等，未来或需逐步压缩优化 [7][49] - 调入资金或需明确优先用于教育、医疗、养老、低保等社会保障领域，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需求 [7][49]

央企利润上缴新规及机制 - 2026年财政部全面上调央企利润上缴比例，烟草及资源型央企（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执行35%的顶格比例，一般竞争性央企（建筑、电子、化工、贸易等）执行30%，部分竞争性央企执行25%，战略保障类企业（军工、转制科研院所、中国邮政等）执行20%，政策性企业免交[6][14] - 相较于2014年版规定，烟草企业上缴比例上调10个百分点，资源型企业上调15个百分点，一般竞争型及特殊功能型企业上缴比例翻倍，分别上调15个和10个百分点[14] - 央企利润上缴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财政部按行业属性核定央企集团的上缴比例，集团上缴资金主要来源于旗下子公司、上市平台等经营主体的分红或利润返拨[6][17] - 理论上，上缴比例提升可能促使核心经营主体提高分红率以满足要求，例如2014年上缴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后，2015年央企上市公司平均分红率提升12%，2025年央企上缴利润同比增长78.5%，但实际影响非线性，仍需观察[7][20] 改革加快的背景与动因 - 传统土地财政持续收缩，2025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7%，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下降8.2%，地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从2021年高点的8.7万亿元降至2025年的4.2万亿元[8][22] - 国企利润上缴成为重要的增量财力补充渠道，2025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达8547亿元，同比增长25.8%，显著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7%）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7%）[8][23]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财政“第三本账”，长期存在规模偏小、上缴比例偏低、调入公共财政力度不足等短板，其收入仅千亿量级，部分因覆盖范围有限，大量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未纳入预算管理[8][34] - 政策层面持续推动改革，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均明确提出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并将其纳入国资国企改革与财税体制改革的双重框架[8][40] 后续改革可能的路径 - 改革首先聚焦央企，后续地方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改革预计将跟进，乐观情景下，假设地方国企按央企调整幅度上调比例，以2024年为基数，地方利润上缴或同比增长80%左右，多上缴约1800亿元[9][44] - 改革将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覆盖范围，推动“应纳尽纳”，重点包括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全面纳入预算管理，以及完善国有控股、参股企业的市场化分红机制[9][47][48] - 改革将优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构，提高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2025年调入规模达5741亿元，调入比例接近67%创历史新高，传统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资本金注入等的支出或逐步压缩，调入资金或优先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10][52]

中央部门预算公开概况 - 2026年3月26日起，中央部门开始密集披露2026年度部门预算，反映各部门收支安排与工作重点[2][3] - 财政部率先披露预算，并指导其他中央部门按规定公开，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预算公开工作意义重大[3] - 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内容涵盖部门总体收支、财政拨款收支及重点事项说明，以财政部为例，其预算分为概况、预算表、说明、名词解释和附件五部分[4] 财政部2026年预算收支情况 - 2026年度财政部收支总预算约为96.4亿元，其中来自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的收支总额约为64.4亿元，其余资金来源于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4] 财政事务支出与重点工作方向 - **零基预算改革深化**：财政事务支出总预算约13.9亿元，较去年执行数下降1.28%，但其中的“其他财政事务支出”项预算同比增长14.14%，主要因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导致财政评审工作任务及专项经费增加[5] - **零基预算改革推进**：中央层面去年选取16家部门试点，今年国务院明确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目标是破除基数依赖、压减低效无效支出，向支出要效益[5] - **财税体制改革**：财政事务中的“一般行政管理事务”今年预算数比去年执行数增长6%，主要因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工作任务增加，财政拨款预算相应增加[6] - **改革具体方向**：根据预算报告，今年财政工作重点包括加快健全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推动地方附加税改革、调整优化消费税、研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7] 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具体表现 - **压减对外交流支出**：外交支出中的“其他对外合作与交流支出”今年预算数比去年执行数下降18.37%，主要因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压减因公出国（境）支出[8] - **压减培训支出**：基于同样原因，财政部今年培训支出预算同比下降18.27%[8] 项目绩效目标公开情况 - **公开力度持续加大**：绩效目标公开数量从2017年的10个逐步增加到2025年的809个，2026年要求各中央部门按不低于项目数量60%的比例公开绩效目标表[9] - **财政部公开案例**：财政部今年披露了14个项目绩效目标表，例如“财政监管业务项目”年度资金总额约1.68亿元，目标是通过高质量监管促进政策落实、规范资金使用、防范债务风险等，并设立了成本、产出、效益、满意度等细分绩效指标[9]

文章核心观点 - 根据2026年预算安排，财政总量增幅有限，但通过挖掘预算平衡、领域倾斜和改革焦点三个角度，揭示了财政政策的结构性变化和增量信息 [4] - 财政政策思路转向跨周期调节，主要依靠使用历史沉淀资金和税收增长来实现一本账支出的增长，而非依赖债务扩张 [4][6] - 财政资金加速向“投资于人”、科技、服务消费和民间投资三大领域倾斜，基建领域资金充裕度创近年新高 [4] - 财税体制改革聚焦于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调整优化消费税以及研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4] 预算平衡：主要靠使用沉淀资金和税收增长，政策思路转向跨周期调节 - 广义财政支出增量有限，两本账广义赤字率从去年的9%降至8.5%，广义财政支出增速从去年的3.7%降至1.1% [4] - 一般公共预算（一本账）支出增速为4.4%，高于去年的1%，边际增量达到1万亿元 [6] - 1.27万亿元的一本账支出增量中，超过1万亿元来自使用历史沉淀资金和税收收入，其中使用历史沉淀资金拉动支出增速1.9%，税收收入拉动1.8% [6] - 税收收入增长2.9%，主要受益于反内卷相关税（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出口退税）拉动1.7个百分点，其他税收拉动0.6个百分点，牛市相关税（个人所得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拉动0.3个百分点 [22] 领域倾斜：投资于人、科技、服务消费和民间投资 - 财政资金口径包括预算内的两本账支出和预算外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后者计划发行8000亿元 [7] - 观察财政资金倾斜采用三步法：根据同比增量判断绝对力度，根据边际增量判断力度变化，根据边际增量同比判断加速度变化 [13] - **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同比增量6369亿元，边际增量1484亿元，但加速倾斜势头减弱（边际增量同比减少2433亿元）[8] - 一本账中教育、社保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增长5.4%，高于整体支出增速（4.4%）[8] - 测算一本账支出投资于人比重达41.4%，为10年新高；两本账支出投资于人比重达31.1%，为2023年来新高 [8] - **科技**：相关资金同比增量4062亿元，边际增量3100亿元，加速倾斜势头增强（边际增量同比增加2783亿元）[9] - 预算内一本账科技支出同比增长862亿元，增速7.1% [10] - 预算外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比重约40% [10] - **服务消费和民间投资**：相关资金同比增量2778亿元，边际增量2491亿元，加速倾斜势头增强（边际增量同比增加2204亿元）[11] - 预算内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 [11] - 预算外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的比重约25% [11] - **基建补充视角**：尽管新增政府债基本持平、卖地收入承压，但在去年结转政策和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下，测算全年可形成实物量的财政资金增长9.7%，创2022年以来新高 [12] 改革焦点：三大新增表述 -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去年已大幅提高“进小账”比例，三本账收入达8547亿元（同比增长1755亿元），调入一本账规模达5741亿元（同比增长2063亿元），调入比例由54%升至67% [15] - 今年继续要求提高收取比例，三本账收入（7966亿元）、调入一本账规模（5304亿元）及比例（67%）均持平去年历史高位 [16] - **调整优化消费税**：预算报告新增“调整优化征税范围、税率”表述，消费税或有望扩围，例如个别奢侈品，并提示关注“糖税”可能作为新税目落地 [17] - **研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预算报告时隔三年再提，指出我国个税收入占比较低（仅5%，OECD国家平均23%），重要原因是综合所得尚未纳入财产性所得和资本所得，未来或扩大综合所得范围以更好调节收入分配 [18]

财政总量与平衡 - 2026年广义财政赤字率预计为8.5%，低于2025年的9%[3] - 广义财政支出增速为1.1%，显著低于2025年的3.7%[3] - 一般公共预算（一本账）支出增长4.4%，边际增量达1万亿元[4] - 一本账支出增量主要依赖历史沉淀资金（拉动增速1.9%）和税收增长（拉动增速1.8%），而非债务扩张[4][15][16] 财政资金倾斜领域 - **投资于人**：相关支出（教育、社保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增长5.4%，占一本账支出比重达41.4%（十年新高）[5] - **科技**：一本账科技支出增长7.1%，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约40%（约3200亿元）投向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8][45][46] - **服务消费与民间投资**：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2500亿元支持以旧换新，并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8] - **基建**：在政策工具补充下，预计可形成实物量的财政资金增长9.7%，创2022年以来新高[8][49] 财税体制改革焦点 -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三本账）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升至67%[9][66] - 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与税率，并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10] - 研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当前中国个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仅5%，远低于OECD国家23%的平均水平[10][75]

报告行业投资评级 未提及 报告的核心观点 - 关注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融资平台经营性金融债务规模或下降至 5.7 万亿元及以下，人大财经委强调加大“双非”债务化解支持并探索建立税式支出制度；湖南将加大“连环债”清偿力度，预计全国“清欠”专项债规模较高；本周城投企业有“退平台”、提前兑付等动态，地方政府债和城投债发行、交易情况有变化 [6][7][10]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要闻点评 - 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方面，截至 2025 年末融资平台数量和债务规模均降超 70%，2025 年末经营性金融债务或降至 5.7 万亿元及以下，人大财经委强调加大对非标、“双非”债务化解支持 [7] -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人大财经委提出研究落实相关举措，探索建立税式支出制度，有助于提升税制规范化和税收宏观调控效能 [9] - 湖南将用好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加大“连环债”清偿力度，预计全国“清欠”专项债规模全年在 3000 亿元到 6000 亿元之间 [10] - 本周 7 家城投企业声明成为市场化经营主体或退出融资平台名单，数量较前值减少，东部省份和区县级、AA+级主体居多 [12] - 本周 18 家城投企业提前兑付债券本息，涉及 19 只债券，规模 24.12 亿元，主体评级以 AA 级为主 [14] 地方政府债券及城投企业债券发行情况 - 本周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净融资规模下降，新增债完成进度超两成且快于去年同期，2 万亿置换额度发行约四成，发行期限以 15 年期为主，加权平均发行期限缩短，广东发行规模最大，内蒙古发行利率和利差最高 [15][16] - 本周城投债发行规模下降、净融资规模由负转正，发行利率上行、发行利差收窄，发行券种以私募债为主，加权平均发行期限延长，发行人主体级别以 AAA 级为主，江苏发行数量最多，陕西发行利率和利差最高；本周发行 3 只城投境外债，规模 32.66 亿元 [20] 地方政府债券及城投企业债券交易情况 - 本周央行净回笼 14474 亿元，短端资金利率多数下行 [25] - 本周未发生城投级别调整和信用风险事件 [25] - 本周地方债现券交易规模上升，到期收益率涨跌互现；城投债交易规模上升，到期收益率全面下行，1 年期、3 年期、5 年期 AA+城投债利差收窄 [25] - 本周 6 家城投主体的 7 只债券发生 7 次异常交易，主体数量、债券数量和异常交易次数均较前值下降，山东和云南异常交易次数最多 [26] 城投企业重要公告一览 - 本周 30 家城投企业就高管、法人、董事、监事等变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股权/资产划转、名称变更等发布公告 [30]

“十五五”时期财税改革核心框架 - 文章核心观点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核心是健全现代财政制度，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并增强财政可持续性[3] - 财政工作部署主要从健全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完善财政体制三个重点领域入手[3] 健全预算制度方面任务 - 强化对预算编制和财政政策的宏观指导，发挥中期财政规划作用，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和基本民生财力[4] - 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力度[4] - 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合理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4] - 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4] -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5] - 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统一预算分配权，健全支出标准体系和动态调整机制[6] -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和执行监督[6] - 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7] 健全税收制度方面任务 - 优化税制结构，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8] - 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扩大综合征收范围[9] - 健全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9] - 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10] - 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11] - 健全地方税体系，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增加地方自主财力[12] - 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加强财会监督[13] - 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健全自然人税费服务和监管体系，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14] - 充分发挥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作用，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15] - 探索完善资本利得税收调节机制，加强对高收入者税收监管[16] - 优化绿色税收制度，开展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征收试点，落实支持资源节约和绿色产品使用的税收优惠[17] 完善财政体制方面任务 - 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18] -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19] - 优化转移支付功能定位，强化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缩小区域间财力差距的调节功能[20] 其他领域涉及的财政工作要求 - 在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方面，要求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税收激励政策[21] - 在增强社会保险体系可持续性方面，要求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21] 2026年将率先启动的改革 -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22] - 2026年将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进一步扩大中央部门试点范围[22] - 2026年将健全地方税体系，拓展地方税源[22] - 2026年将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并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22]

2026年财政政策核心观点 - 2026年财政政策被定位为“更加积极”，其内涵体现在政策力度的加大与支出结构的优化两方面，旨在兼顾短期稳增长、保障民生与中长期激发地方积极性、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的目标 [4][5] 财政政策力度与规模 - **赤字与支出规模创新高**：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达到30万亿元，赤字率维持在4%，赤字规模达5.89万亿元，较2025年增加2300亿元 [6] - **广义债务规模维持高位**：考虑到新增专项债4.4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特别国债0.3万亿元，2026年当年新增债务总额达11.89万亿元，广义赤字率为8.1%，与2025年的8.5%大致相当，显著高于2023年的6.7%和2024年的6.6% [6] - **专项债发挥多重作用**：专项债额度与上年持平，其中单列并提高用于项目建设的额度，并有8000亿元继续用于置换隐性债务，同时资金也用于支持消化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 [7][8] - **创新财政金融协同工具**：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 [8] - **推出新型准财政工具**：2026年将再发行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该工具在2025年5000亿元额度支持下完成了2300多个项目，具有投向精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落地效率高（2025年资金投放用时仅1个月）及与专项债、银行贷款协同的特点 [10][11] 财政政策结构优化方向 - **支出结构持续优化**：财政支出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近年来一般公共预算中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福利类支出占比持续提高 [14] - **赤字结构向中央倾斜**：2026年赤字规模增加的2300亿元全部由中央负担，中央赤字占比达86.4%；考虑全部新增债务，中央与地方债务分别为6.69万亿元和5.2万亿元，占比分别为56.3%和43.7%，呈现中央加杠杆特征 [15] - **转移支付增强地方自主性**：中央财政增加对地方财力性转移支付规模及占比，旨在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和统筹能力 [15] 规范地方财税行为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 **规范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规范地方政府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旨在打破区域壁垒、促进企业良性竞争、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并规避国际经贸争端 [18][19] - **引导地方政府转变思路**：未来政策方向是引导地方政府从直接提供优惠转向创造优越的营商环境，比拼“综合软实力” [20] 保障基层财政与化解债务风险 - **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针对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提出通过加大中央转移支付、提高债务限额等方式弥补收入缺口，中长期则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上移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并健全地方税体系（如扩围消费税、研究开征遗产税等） [21] - **债务风险管理转向长效机制**：债务管理从短期化险转向构建统一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具体措施包括优化债务监测考核指标、研究建立地方债务预算和资本预算、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等 [22][23] - **继续优化化债方式**：短期考虑将“4万亿”剩余额度一次性给到地方以靠前化债，并提高地方债务限额以置换漏报隐性债务，同时根据债务投向分别使用国债、一般债、专项债进行置换 [24]

2026年中国财政政策核心基调 - 2026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力度不减，旨在对冲短期波动、推动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并为“十五五”开好局提供支撑 [3] - 政策部署兼顾当下与中长期目标，既着眼于促消费、扩投资、稳增长、保障基层运转、化解债务风险，又着眼于激发地方积极性、提高财政可持续性 [4] 广义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 - 2026年广义财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之和）支出预计达41.88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6%，与4.5%至5%的经济增速预期相匹配 [6] -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约30.01万亿元，增长4.4%，首次超过30万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约11.87万亿元，增长5.1% [6] - 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更多资金用于提振消费、投资于人和改善民生，例如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 [10] 财政收入状况与政府举债 - 2026年广义财政收入预计约27.88万亿元，同比增长约1.8%，增长承压 [7] -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约22.07万亿元，同比增长2.2%；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约5.81万亿元，增长0.6% [7] - 为弥补收支缺口并保持支出力度，2026年拟新增政府债券总规模达11.89万亿元，包括5.89万亿元财政赤字债券、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0.3万亿元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及4.4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7] - 今年广义赤字率预计为8.1%，与2025年的8.5%大致相当，高于2023年的6.7%和2024年的6.6% [8] 财政可持续性与风险化解 - 政策强调科学安排赤字与债务，抓实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例如优化债务监测考核指标，构建统一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12] - 新增政府债券规模叠加2万亿元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债券，合计规模约13.9万亿元，比2025年增长约300亿元 [12] 财税体制改革举措 - 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扩大中央部门试点范围，实行以事定钱，压减低效无效支出，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13] - 计划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并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以优化消费结构、引导消费升级，并拓展地方税源 [13][14]

2026年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总体部署 - 总体部署既着眼于当下促消费、扩投资、稳增长、保障基层运转、化解债务风险，又着眼于中长期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提高财政可持续性 [1][6] - 政策呈现出四个特点：维持并加力积极财政政策但非“强刺激”；支出结构优化；强调政策协同；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 [3][4][5][6] 财政政策力度与规模 - 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达到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4% [2][7] - 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全国财政赤字规模5.8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300亿元 [2][8] - 综合四本账支出总额达54.48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2] - 当年新增政府债务规模11.89万亿元，广义赤字率约8.1%，与2025年大致相当 [8] -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量达10.42万亿元，连续4年超过10万亿元 [7]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方向 - 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4][12][13] - 表现为压降政府运转类支出，提高民生福利与科技创新类支出 [13] - 具体措施包括：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中央本级教育支出增长5%、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再提高24元 [13] - 资金投向预计从重投资转向投资消费并重，从重供给转向供给需求并重，进一步向居民端和民生保障倾斜 [14] 政策协同与组合效应 - 强化财政与金融等宏观政策协同，形成“财政引导、金融跟进、市场响应”的良性循环 [16][17] - 中央财政设立1000亿元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工具 [16] - 2026年1月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其中4项支持民间投资、2项支持居民消费 [17] - 强调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避免政策合成谬误与效果抵消 [18] 重点财税改革举措 - 预算改革：扩大中央部门零基预算改革试点范围，推动建立有保有压、可增可减、动态调整的预算分配机制 [20][21] - 税收改革：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禁地方自行制定；研究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10][20] - 地方税体系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推动地方附加税改革，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并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 [20][22] - 国有资本收益：加大财政资源统筹力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20][21] 改革逻辑与优先级 - 改革遵循“先造血（地方税）、再输血（国企收益）、后止血（零基预算）”的逻辑展开 [22] - 落地优先级最高的是健全地方税体系及消费税改革，这是增强地方自身造血能力的关键 [22] -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能直接增强财政保障能力，迅速提高可用资源 [23] - 零基预算改革有利于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压缩低效支出，提升预算资金配置精准度 [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