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中国论述 - 马克斯·韦伯的中国论述对整个西方汉学界影响较大，但很多汉学家也批评他对中国的理解不深[3] - 韦伯将当时汉学家写的所有资料结合，形成自己的看法，其想法很不错，但存在细微错误[3] - 韦伯针对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中国情况，认为儒教教育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一旦儒教教育失灵（如1905年教育制度改变），中国就会立刻改换制度[3] -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仅产生于西方的论述深刻影响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理解，而现代性和现代化曾是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国思想界的主导性关切[5] - 韦伯把中国刻画为"儒教国家"，即作为儒家文明的担当国家[5] 儒家在当代中国的定位 - 有观点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是非儒家性的，是两种文化及其张力的复合体：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经验（百年传统），以及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千年传统）[7] - 在政治等制度构造层面更多是前者，在"日用而不知"的社会心理层面，后者的影响和渗透不可忽视[7] -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得益于国家政策推动，但儒家文化对改革开放参与者的熏陶和教育绝对不能忽视，早期农民工群体有来自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勤俭、节约、持家、安分守己的品质及家国情怀[8] - 在当代中国，个人本位的社会构造一旦确立就难以逆转，儒家文化至多只能成为极少数人欣赏的偏好选项，缺失影响日用生活的社会功能[8] - 现代中国家庭变小，家庭称呼简化，年轻人思想受影响，人越来越原子化，成为漂浮的无根之人，基于家庭的亲亲和人情感越来越弱，人越来越孤独化[9] 汉代儒家与国家的关系 - 儒家在董仲舒时代相对于国家掌权者有了第一次胜利，在《盐铁论》时代有了第二次胜利，儒家思想通过博士制度等变成了建制化的学术，进入了国家教育体制系统[12] - 皇帝更喜欢懂得法律制度的人才，但那批人不一定是儒生，汉宣帝强调"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2] - 懂法律制度一直很重要，后来发现也有精通法律的儒生，并非所有儒生想法都一样[13] - 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的描述可能与事实并不全然一致，他们会描述不同的儒家团体及其对比[13] - 司马迁对孔子有复杂态度，《史记·孔子世家》的"赞语"看似肯定孔子，但司马迁把孔子安排在《史记》的特定位置可能不是为了塑造圣人形象，而是为了安排资料[14] 儒家的超越向度与"狂" - 韦伯认为儒家缺少救赎精神或超越性精神，引用莱布尼茨的话认为儒家可能认为现存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16] - 罗哲海批评韦伯，认为儒家有超越习俗伦理的向度，有用普遍性的天道对抗君王的一面，如子思说常常说君王不好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荀子讲"从道不从君"，孟子讲"有天爵者，有人爵者"[17] - 班固认为在儒家中最重要的是，虽然君主很重要，但你自己比君主更重要，君主如果犯错误就要反对他[18] - 汉代儒者上面有天，下面有地，中间有自己的良心，还有百姓，然后才是君王，有多种标准和尺度，这些标准跟君王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19] - 圣人以及由圣人创建的神圣文本（如《六经》）确立了高于世俗世界和君主权力的典范和标准，发展出批判的态度和超越的视角[19] "狂"的概念与意义 - 在中国古代，关于"狂"的想法很重要，班固在《汉书》里经常提到"狂"，佩服狂人因为他们做自己愿意做的事[20] - 《论语》和《孟子》提到狂人，很多人认为狂人所做不"中道"，但"中道"很难，现实中可能不存在，狂人或狷人才是真正有意思的人[20] - 圣人是该狂的时候"狂"，该狷的时候"狷"，能出能入，具有灵活性，现实中的中道不是狂者和狷者之外的另一种人[20] - 狂者坚持来自天道的法则和世俗礼法之间的张力，捍卫天道的法则而蔑视甚至质疑世俗礼法规矩，宁愿得罪于人也不愿得罪于天[27] - 狂人气质在儒家思想中并非被否定，它会抵抗给定的身份伦理和习俗伦理[27] "德"与"仁"的翻译与内涵 - 韦伯对中国的礼、孝悌描述较多，但对仁的阐发较少，礼被理解为外在的、习俗的、建制化的东西，缺乏内在的精神基础[29] - "仁"很重要，但当时大部分汉学家不太懂"仁"字的内涵，"仁"比较复杂[29] - "德"被翻译成"Persönlichkeit"（人格），因为Persönlichkeit指自己对他人的影响，人有各式各样的施为、做法，别人会佩服你，而翻译成"virtue"只切中"德"意涵中很小的一部分[30] - "德"在周代更多指向王朝的、贵族的或统治阶层的品质，孔子把"德"提炼出来作为个人品质、人格、特质，从西周到孔子时代再到汉代逐渐分化[31] - "德"不仅仅在人这里，还在物这里，物得以生谓之德，人不仅是父母所生，还是天所生，是一个人双生子，属于天的层面[33] 汉学与哲学的汇通 - 在西方有两种中国哲学传统：一种与哲学不一样，是汉学自身的传统；另一种是与哲学结合乃至从哲学出发而形成的汉学传统[35] - 西方的哲学制度与汉学没有太多共同之处，沟通二者并不容易，但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共同处其实也不少[37] - 有必要在汉学与哲学二者关于中国论述之间建立连接，扩大学术视野[37] - 很多汉学家在哲学方面缺乏训练，但像弗朗索瓦·于连和毕来德就把汉学与哲学联系起来[38] "气"与华夏认同 - 从"气"上讲中国，而不是从"理"上讲中国，清代满人认为种族、族类不重要，文明才重要，"中国"问题的关键不是民族，而在于礼义[43] - 中国古人认为儒家教育不存在了就会变为其他人，中国文化很强大，外来人受到这些教育也会变成自己人，这种想法至今在中国很强[43] - "气"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贯通在我们与世界之中，地气不同会导致区域的地理、天文上的差异，影响族群、民性[45] - 《礼记·王制》用"气"解释五方之民，形成夷狄与华夏非常不一样的"气"，华夏的地气有特殊根基性作用[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