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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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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为何“弃夫潜逃”?抗战时期普通女性的生死抉择
第一财经· 2026-01-23 12:05
书籍核心内容与主题 - 核心观点为通过分析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司法档案,揭示特殊历史时期普通女性的生活困境、生存策略及其与法律、社会结构的互动,展现了被主流历史叙事忽略的普通人群体的鲜活历史 [3][7] - 书籍《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是一部历史学术著作,作者为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中文版于2025年5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4][13] 研究背景与资料来源 - 研究基于北京市档案馆的民国时期司法审判档案,作者在20多年前开始接触这些资料,并查阅了400余件刑事审判案卷,涉及700余位妇女 [4][11] - 档案中的女性口供包含了丰富的真实信息,如姓名、住址、家庭、职业、生计等,并能展现80多年前北京的城市社会、商业、基础设施及公共管理状况 [5] 案例呈现与社会分析 - 书中以1943-1944年李友勋与李杨氏夫妇的案件为开端,李杨氏因战时生计艰难,与邻居刘福来发生关系并计划“弃夫潜逃”,后二人因“通奸罪”被北平伪地方检察署起诉 [1][3] - 该案件反映了战时北平社会不安定、经济衰败、粮食紧缺导致居民生活困难,迫使妇女为生计踏入法律与道德的“灰色地带” [3][7] - 当时的“通奸罪”属于“妨害婚姻家庭罪”,同类罪名还包括“诱拐”、“重婚”等 [3] 核心概念:“地下世界”与生存策略 - 作者提出“地下世界”概念,指出在正式的管理秩序之外,大量非正式经济活动、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邻里关系、家庭权力结构及非法活动共同构成了底层妇女的生存空间 [7] - 底层妇女通过搬家、换工作、重新考量婚姻关系(如再婚甚至重婚)等方式,不断探索“灰色地带”的生存手段,展现了强大的生活力量 [7] - 20世纪上半叶的城市管理者试图通过改革消除“地下世界”,但在战时的艰难时势中效果不佳 [7] 学术价值与写作特色 - 研究视角“向下延伸”,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探讨其生活是被顶层设计结构左右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参与,与精英历史叙事形成对比 [8] - 写作方式生动,每个章节从一个具体案子讲起,并从不同角度呈现同类案件,丰富了阅读体验 [11] - 书籍英文版于2015年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中文版经过作者十年打磨,在讲故事的方式和口吻上精雕细琢 [11] 读者反响与跨文化启发 - 书籍吸引了多重读者群体,包括对女性抉择、战时社会状况及老北京面貌感兴趣的读者 [5] - 读者反馈显示,跨越80-90年后,仍有人能与书中女性产生共鸣,关注两性社会结构演变和城市底层社会的主动言说 [8] - 作者的研究受到欧美城市史与性别史文献启发,特别是美国妇女史研究中利用个人日记等材料展现社会细节的方法 [11]
马钊 陈雁|出走?战时北平底层女性的生活抉择
新浪财经· 2025-07-10 13:41
北平底层妇女研究背景 - 1937-1949年北平因日伪统治、战乱和经济崩溃导致传统婚姻家庭关系瓦解 底层妇女通过"通奸""诱拐""重婚"等法律案件中的行为进行生存自救 [1] - 研究基于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400余件民国司法案卷 通过刑事审判档案还原底层妇女真实生活状态 而非精英女性的公共领域表现 [1][4][6] - 作者马钊为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近代史副教授 陈雁为复旦大学妇女史教授 研究聚焦城市社会结构与性别议题 [2] 底层群体定义特征 - 北平底层并非绝对贫困线 而是包含经济、政治、道德多重边缘化的社会地带 典型居住空间为人口激增后形成的四合院分割式大杂院 [7][8][9] - 该群体具有三重边缘性:经济上依赖出卖劳动力或身体 政治上缺乏社团参与渠道 道德上无法自主定义生活节点 [14][15] - 与上海底层对比 北平大杂院妇女对应上海棚户区居民 但更强调未受教育导致的全面边缘化 而非仅经济贫困 [13] 妇女出走动因分析 - 直接原因中68%涉及家庭暴力(表现为"婆媳不和""丈夫殴打") 32%因经济断供("不养"指控) 反映法律与社会现实的冲突 [19][20] - 与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娜拉出走对比 北平底层妇女出走属于生存策略而非思想觉醒 且多为已婚妇女而非未婚女性 [16][17][23] - 社会条件变化促成出走可行性:缠足废除使行动自由 铁路发展提供交通便利 城市空间打破满汉隔离 [25][26] 司法档案研究方法 - 选用民国刑事档案(通奸、诱拐、重婚类)因其问答记录形式能直接呈现当事人声音 不同于明清概述型审判文本 [27][29][30] - 放弃量化处理400案例 选择20个典型个案 避免数据稀释人物主体性 通过主题分类(经济、交通、户籍)展现多维社会结构 [36][37] - 档案局限性体现在:情感表达缺失(因词汇匮乏或司法程序忽略) 案件结果信息不完整(仅记录判决未追踪后续) [39][40] 学术研究视角创新 - 突破帝都宏大叙事 通过司法档案重建被湮没的市民微观史 填补五四新文化运动话语下的底层妇女生活空白 [3][24] - 男性学者从事性别研究的合法性争议 通过文本隐匿作者性别特征 强调回归档案现场的研究方法论 [32][33][35] - 法律社会史视角揭示民国司法改革困境:五四理念(婚姻自由)与底层现实(经济依附)的实践矛盾 [19][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