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是探讨历史人物曾国藩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的多元化、甚至两极分化的形象，这些形象的变化深刻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政治需求、社会心态和文化背景 [1][37][41] 晚清时期的“功臣”形象 - 清政府将曾国藩定位为“功臣”，因其创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官方评价极高 [3] - 曾国藩的亲信僚友和门生故吏在其去世后把控舆论，占据政治、军事要职，积极塑造其正面形象，并排斥或纠正负面评价 [4][5] - 晚清出版传媒业的发展，如《曾文正公全集》等著作的大量刊行和广告宣传（例如《求阙斋日记类钞》广告刊登984次，《曾文正公全集》广告刊登1027次），使其事迹和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6][7] - 曾国藩被视为儒家理学名臣和中华文化的拯救者，其克己修身的个人品质和家书日记被当时文人争相阅读和效仿 [8][9] 辛亥革命时期的“汉奸”形象 - 为配合“排满”的革命需要，革命党人将曾国藩重新定义为“汉奸”，指责其“替满人杀同胞”，并推崇太平天国运动的民族革命性质 [10][11] - 革命刊物如《民报》刊登漫画将曾国藩等人丑化为“过去汉奸之变相”，学者章太炎从学术层面系统批判其才能与品德，产生深远影响 [11][13] - 尽管政治宣传口径改变，但非革命群体如梁启超、钱穆等仍高度推崇曾国藩的个人修养和著作，其作品在民间持续传播并受赞许 [14][15][16][17] - 部分革命志士如蔡锷、宋教仁也肯定其治兵才能和个人风度，编纂《曾胡治兵语录》并在新军中推广 [1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传统文化典范”形象 -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政治环境变化，曾国藩形象被重新抬高，国民党由革命者转变为建设者，需要曾国藩作为秩序捍卫者的形象 [20][21] - 面对日本侵略和内部动乱，时局需要曾国藩式的人物，有人号召“人人以曾文正自居”，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被国民党引用 [21][22] - 文化保守主义兴起，曾国藩被塑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国民道德榜样和捍卫中华文化的民族英雄，以抵御西方思潮 [22][23][24][25] - 学者重新定义太平天国战争为宗教文化之战，并论证曾国藩具有民族思想，蒋介石个人极力推崇并下令将其著作作为教材，引发“曾国藩热” [25][26][27][28] 民国末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刽子手”形象 - 由于国共政治对立，共产党方面将曾国藩定性为“汉奸刽子手”以攻击国民政府，范文澜1944年的文章《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为此阶段定调 [29][30] - 曾国藩被描述为“反动派的开山祖师”和“卖国贼”，其理学修养被批判为伪善，此后约三十年间的出版物基本延续全盘否定的论调 [30] 1990年代后的“成功大师”形象 -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唐浩明1990年出版的历史小说《曾国藩》畅销超百万册，回避政治定性，着重塑造其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人格典范”的形象 [31][32][33] -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对成功的渴望，曾国藩形象被广泛塑造为“成功学大师”，相关书籍和衍生品汗牛充栋，涵盖管理、家教、用人等方方面面 [34][36] - 国学热的兴起进一步助推了“曾国藩热”，其形象多是对晚清民国时期评价的复兴与放大，但负面评价依然存在，导致其形象呈现“半个圣人”的两极化态势 [35][36][37] “两个半圣人”说法的来源考辨 - “两个半圣人”的说法并非源于梁启超，经检索确认为2010年后尤其是自媒体时代兴起的网络内容产物 [38][39] - 将曾国藩与孔子、王阳明等先贤并列比较的做法早有渊源，但“半个圣人”的折中说法可能源于对其“立言”不足或“立德”存在争议的折中解释 [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