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府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向 - 2026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1] - 2026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云居寺藏经申忆工作 [1] 云居寺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建议 - 市人大代表王晓宁建议关注利用现代技术保护云居寺石经等文物 [1] - 市人大代表王晓宁建议推进云居寺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1] - 王晓宁在云居寺工作已有25年，现任云居寺文物管理处讲解员 [1]

云居寺藏经的文物与文献价值 - 云居寺保留石经、纸经、木经三类真经浩卷，尤以自隋唐到明清一千余年间刊刻的上万块石经著称，被誉为国之重宝、北京的“敦煌” [1] - 石经始刻于隋代大业年间，历经唐、辽、金、元、明、清等朝代，刊刻至少14641块经板，总字数逾3500万，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众多的石刻工程奇迹 [2] - 石经涉及典籍1100多部3500多卷、题记6600余条，构成了研究中国古代佛教文献、社会信仰、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承的完整实物资料 [3] 云居寺藏经的艺术与文化内涵 - 石经将佛教经典与石刻艺术完美融合，工艺精湛，字体优美，布局严谨，体现了从隋唐到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书法风格 [2] - 石经保留了唐、辽等时代早期官方佛典的原貌，内容未经后世篡改，拥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 [3] - 题记内容涵盖施主、书者、刻工、捐资等信息，是研究历代地理、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的珍贵第一手资料 [3] - 长达千余年的刻经活动中，不同民族通过共同的文化活动促进了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关键标志 [3] 新中国成立前藏经的流失与破坏 - 辽、元时期补刻经石，推测是由于原石被盗窃 [4] - 清中叶以降，金石学兴起，云居寺石经成为学者和商家追逐的目标，晚清大臣端方收藏过许多云居寺残石 [4] - 民国时期，石经遭受严重破坏，有记载日本人曾窃取石经并用炸药轰毁，古物保管委员会曾发函禁止盗卖 [5] - 1939年至1940年期间，云居寺作为抗日根据地，遭受日军三次轰炸以及洗劫、焚毁 [5] 新中国成立后的保护与整理工作 - 1956年至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云居寺石经开始正式勘察和捶拓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云居寺藏进行的最全面和系统的保护和整理工作 [6][7] - 1958年，石经山藏经洞、云居寺地穴的石经以及山上山下各种碑刻题记全部拓印完成，拓片一共7份，每份3万余张 [7] - 2025年6月，《房山石经》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北京市规划提出推进云居寺藏经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7] 藏经的当代意义与未来规划 - 云居寺藏经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见证和载体，具备高度的系统性、完整性、真实性和独特性价值 [8] - 推动云居寺藏经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是保护好中华文化瑰宝的要求，也将成为北京市继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和全面性保护传承的重要举措 [8]

云居寺石经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云居寺藏经申忆”，即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1] - 《世界记忆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三大旗舰遗产项目之一，专门通过国际合作与技术手段保护濒危文献遗产[1] - 中国自1997年开始申报，至今已有18项入选，例如《本草纲目》、甲骨文等[1] 云居寺的历史地位与核心价值 - 云居寺于1961年被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作为世界上保存石刻经版最多的寺庙入选“北京旅游·世界之最”，被誉为“北京的敦煌”[2] - 云居寺石经始刻于公元605年，止于1691年，历时千年，共存石经14278块，约3500万字，是全球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的“石刻图书馆”[2] - 其核心价值在于地宫中封存的万余块辽金石经，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复原失传的《契丹藏》的实物依据，具有不可替代性与唯一性[2] 云居寺石经的独特优势 - 相比于韩国《高丽藏》（木刻易损）和敦煌遗书（异地分散），云居寺石经具备材质坚固（石质）与原址保存的双重优势[2] - 它不仅保存了北方佛教文献的独特版本系统，更通过6000余条题记保留了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珍贵的社会史料，纠正了正史的诸多谬误[2] - 云居寺石经体现了中华文明为保存人类智慧所做的极致努力，是人类“文明备份”意识的最高象征[3] 申报成功的潜在影响 - 申报成功将确立北京作为东亚佛教文献中心的学术地位[3] - 申报成功将推动失传经典的全球共享，让这一“北京的敦煌”在世界文明版图中焕发新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