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中国面临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外部环境 外部不确定性上升 包括中美贸易争端、俄乌冲突、局部地区争端升级以及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等[1] - 中国GDP已达到美国的2/3左右 成为历史上第三个超过美国GDP60%的国家 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国际竞争格局重构[1] - 美国对中国在科技领域进行全方位围堵 凸显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紧迫性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巨大空间[1] -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驱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新常态的关键 需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 - 支持经济创新需要五大经济手段和工具：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创新的创投模式、适度克制的二级市场、完善的法治环境、稳定的宏观政策[2] 外部环境与竞争格局 - 中国GDP已达到美国的2/3左右 成为历史上第三个超过美国GDP60%的国家[1] - 美国市值前十企业中有九家为科技创新型企业 仅英伟达一家市值就相当于中国前十家企业总和的两倍多[1] - 中国市值前十企业中仅两家为科技企业 其余多为金融、能源类国字头企业[1] 国内经济转型驱动 - 中国经济已从2010年前接近两位数的平均增速 进入5%左右的中速增长新常态[2] - 2010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之后 增长斜率逐步下行[2] - 传统增长动力逐步减弱 亟需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2] 支持创新的经济手段与工具 包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 科技创新的颠覆性特征离不开包容多元的文化土壤[2] - 超级创业者往往兼具“离经叛道”的特质 这些特质是催生颠覆性创新的关键[2] - 缺乏文化包容 类似马斯克式的创新者的奇思妙想难以转化为实际成果[2] 创新的创投模式 - 容忍失败是支持早期创新的核心要素[3] - 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存续期多为10年至12年 能够支持“投早投小”[3] - 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存续期仅5年至7年 难以承受早期创新的长周期风险[3] - 差异源于资金来源结构：美国95%以上的基金出资人是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等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机构投资者 中国基金出资人多为国资背景主体 考核机制对失败容忍度较低 易导致投资偏向中后期项目[3] - 广州、深圳等地已出现“百分之百容错率基金” 只要不涉及寻租腐败 投资早期硬科技项目的失败均可包容[3] - 提倡企业风险投资模式 其资金来源于母公司 核心目的是战略布局而非短期财务回报 不需要面临募资退出压力 能够真正实现“投早投小投长投硬”[3] - 中国的BAT、华为、小米等企业已通过CVC布局上下游产业链 形成战略协同生态[3] 适度克制的二级市场 - 提出“不太积极的二级市场”理念 以缓解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短期压力的矛盾[4] - 上市公司高管普遍面临实时股价波动的压力 难以专注长期创新[4] - 理想的支持创新的二级市场应具备三大特征：推行双层股权结构 让专注科技创新的企业创始人通过持股牢牢掌握控制权 避免短期资本干预[4] 控制股票流动性 过高的流动性容易吸引“野蛮人”和追求快进快出的投资者 加剧短期业绩压力[4] 培育长期机构投资者 这类投资者更善于筛选创新企业并进行有效监督 长期资本介入后 企业研发效率往往能得到提升[4] 完善的法治环境 - 法治环境是金融赋能创新的核心保障 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5] - 对投资者的有效保护能显著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效率[5] - 跨国数据显示 投资者保护越好的国家 企业研发效率和价值越高[5] - 对创业者宽容的劳动法规定能进一步激励创新[5] - 呼吁加快面向创业者的个人破产法立法进程 中国目前仅有企业破产法 缺乏针对商自然人、创业者的个人破产制度 导致不少创业者因创业失败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陷入终身债务困境[5] - 深圳、厦门已先后出台相关条例 为创业失败者提供重新起步的机会[5] 稳定的宏观政策 - 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一致性比政策本身更重要[5] - 引用的41个国家数据分析显示 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政策本身的导向差异[5] - 当企业家面临政策调整等不确定性时 往往会放弃长期投资而选择观望 这与科技创新的长周期属性严重冲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