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金融科技企业曾将印度视为充满机遇的网贷蓝海市场，但因其成熟的技术与商业模式遭遇了印度市场征信缺失、文化差异、监管收紧及本土化“撸贷”产业链等多重挑战，最终导致大规模业务失败和退出，损失达数十亿美元 [1][3][11] 印度市场的初始吸引力 - 印度拥有超过14.5亿人口和近9亿互联网用户，但银行金融覆盖率不足50%、信用卡渗透率不到5%，被视为广阔的“网贷圣地” [1] - 2020年印度是亚太地区贷款应用安装量最大的国家 [1] - 印度当时对贷款年化利率缺乏明确限制，且手续费名目繁多，与中国市场环境有相似之处 [1] 技术模型与风控体系的水土不服 - 中国网贷企业依赖的大数据风控模型在印度失效，因超过4亿人完全没有信用记录，缺乏模型运算所需的历史数据基础 [3][4] - 身份核验环节遭遇溃败，印度证件体系混乱，伪造和冒用身份普遍，甚至有使用动物照片通过平台审核的案例 [4] - 印度劳动力市场高度流动性，使基于稳定职业和收入的评估逻辑失效 [4] - 社会观念差异显著，印度借款人常将外国科技公司的线上贷款视为“意外收入”而非必须偿还的债务，缺乏“欠债还钱”的道德压力 [5] 催收与法律追索的困境 - 印度有22种官方语言和数千种方言，催收团队面临严重的沟通壁垒 [5] - 印度司法系统效率低下，案件从立案到开庭通常需三到五年，诉讼成本高昂，不适合单笔金额小、追求快速周转的现金贷业务 [5] 本土化“反收割”产业链的冲击 - 当地形成了系统化的“撸贷”产业链，由“导师”通过社交平台培训学员伪造材料、绕过风控、多头借贷并“完美逃债” [8] - 产业链分工清晰，上下家按比例分赃，甚至有组织会主动向监管举报平台违规，借监管打击贷款方 [8] 监管环境的演变与打击 - 2022年印度储备银行发布的《数字借贷指南》成为转折点，要求借贷数据必须存储在印度境内服务器，打击了依赖跨境数据流转的中国公司 [10] - 新规要求借款人与受监管实体间直接资金流动、详细披露年利率，并将违约损失担保限制在贷款组合的5%，瓦解了通过高额隐蔽收费（年化利率曾高达200%至300%）的盈利模式 [10] - 2024年12月提出的《禁止无监管借贷活动法案》草案规定，采用非法机构骚扰借款人将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0万卢比以上、两倍贷款金额以下罚款 [5] - 监管迫使平台面临选择：耗费巨资获取本地NBFC牌照或与持牌机构深度绑定并接受严格监督 [10] 最终结果与行业损失 - 2022年至2024年间，大批中资平台选择关闭业务并彻底退出印度市场 [11] - 行业估算，中国资本在印度数字借贷市场的损失规模达数十亿美元 [11]

网贷行业运营模式 - 平台通过算法和大数据建模进行AI风险画像，在几秒钟内决定用户放贷额度和审批[18] - 授信流程极其简化，仅需身份证和手机号即可实现“极速到账”，部分案例中三分钟内资金到账[3][7] - 平台采用“智能推荐”机制，向用户推送多个平台的授信邀请链接，增加借贷触点[5][6] - 实际综合费率通过拆分基础利率、担保费、服务费等方式组合，可能突破36%，尽管新规要求不得超过24%[14] - 行业投诉量在2024年达到79025件，同比增长215.22%[9] 行业监管与合规环境 - 2024年4月18日施行的《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新增消费者权益保护章节，明确禁止暴力、威胁等不正当催收手段[19] -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于2024年5月15日发布指引，规定催收时间限制在晚10点至早8点之外，且每日语音催收不得超过3次[20] - 消费保平台数据显示，行业主要投诉问题中暴力催收和乱收费的投诉分别占20.64%和16.79%[9] 用户画像与借贷行为 - 行业投诉用户中90后占比最高，达55.07%，80后和00后占比分别为29.77%和8.14%[12] - 借贷初始动机多样，包括更换手机、创业启动资金、日常消费及社交需求等[3][12][14] - 平台营销强调“先享后付”和“信用就是资本”，向无稳定收入来源的群体（如在校学生）授予数千元额度，营造“资格感”[8][12] - 用户容易陷入多头借贷循环，用新平台借款偿还旧平台债务，导致债务规模持续扩大[3] 贷后催收生态 - 催收业务已形成产业化，大量外包公司以佣金计价模式运作，按追回金额比例提成[10] - 逾期五天后债务通常转交第三方催收公司，催收方采用心理攻势技巧，包括威胁联系家人、单位领导等手段施压[7][10] - 催收行为导致借款人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和社交孤立，部分借款人选择关闭通讯、卸载社交应用以躲避催收[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