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阐释中国古代法谚“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及历史例证，论证了健全法制、君主以身作则、司法官秉公执法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并指出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对当代法治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1][4] 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与历史实践 - 国家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中国古代的盛世都离不开健全的法制保障 [1] - 隋文帝杨坚坚持公意，罢免违法的儿子杨俊的职务，以作训垂范，引领臣下守法 [3] - 明太祖朱元璋为纠正元朝律法废弛，构建统一制度、整理司法案例、并以讲读律令考核官员，体现了“立法—司法—守法”的法律方法论 [3] - 杨坚与朱元璋引领的法制建设，促成了“开皇之治”和“洪武之治”的实现 [3] 法律体系的完备性与司法实践 - 多元的法律形式是构筑完备法律体系的基本要件，唐代法律主要有律、令、格、式四种形式，各有侧重、环环相扣 [2] - 《唐律疏议》规定了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从一重处、从轻处罚等原则，并为无明文规定的行为提供了“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的解释方法 [2] - 当律、令、格、式均无专条禁止，但行为违反封建道德时，可根据《杂律》“不应得为”条处刑，有效填补了法律漏洞 [2] - 《断狱律》中的多项律文，如“据众证定罪”、“断罪不具引律令格式”等，旨在限制司法工作人员滥用私意 [2] 司法官的职责与操守 - 司法官是连接法制和社会的重要桥梁，官员恪尽职守、秉公执法，可以实现天下大治 [4] - 战国鲁国丞相公仪休守规矩、有底线，拒绝请托者送来的鱼 [4] - 晋国司法官李离因错杀人而坚持承担罪责，最终伏剑自杀，体现了司法官将法度权威置于生命之上的操守 [4] - 司法官严守法度、公忠体国是其履职之先 [4] 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价值 - “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的理念至今仍蕴含可资汲取的养分，依法治国则长治久安 [4] - 中华法制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自古无法治”偏见的有力辨正 [1] - 应汲取中华法制文明养分，完善法律规范，推动法律实施，加强法律监督，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4]

数字检察战略的总体定位与发展阶段 - 数字检察战略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创新实践，已进入高质效发展新阶段 [2] - 战略核心在于应用与有效，而非模型数量，强调实践应用导向与优质高效标准 [2] - 需从制度体系、应用质效、基层基础三个维度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发展 [2] 制度体系建设：构建规范高效的工作框架 - 需建立与检察一体化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推动上下一体、内外协同 [2] - 完善数据获取管理制度，从求大求全向精准集纳、内部整合转变，加强内部结构化数据应用 [3] - 积极探索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应用，加强与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对接，按需获取数据 [3] - 建立模型研发推广应用服务机制，坚持实用性，围绕公共利益和民生热点研发模型 [4] - 突出模型建设经济性，整合现有资源，在检察工作网搭建一体化应用创新平台 [4] - 分层级构建数字检察履职体系：基层院聚焦建模与实践，市级院负责指导与本地化应用，省级院与最高检强化组织统筹与方向指引 [5] 应用路径探索：实现法律监督的数字化转型 - 遵循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社会治理的梯次办案路径，实现由“案”到“治”的转型升级 [6][7] - 推进“个案办理”数字化，利用信息检索、自然语言处理等功能，为精准办案提供智慧指引 [7] - 推进“类案监督”精准化，聚焦重点领域形成个性化监督模型，通过标识案件、抓取信息要素，开展调查核实并运用多种监督手段解决问题 [8] - 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对发现的深层次管理漏洞启动监督程序，发挥大数据前瞻预测能力，通过分析报告、检察建议等方式助力风险防控 [8] 基层基础建设：保障战略长远发展的根基 - 加强人才建设，培养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全科检察官” [9] - 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沉下来”等方式，培养擅长“数治融合”的复合型人才 [9] - 发挥质效评价引领作用，从模型研发、业务契合度、社会治理成效等方面提取可量化评价项目，并进行分层级评价 [10] - 加强数字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围绕内涵、价值、路径等开展研究，解决实践中的普遍性问题，使理论更好地服务实践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