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表现与结构 - 2025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GDP环比折年率为3.0%，但市场反应并不乐观，因数据存在贸易“噪音”下的虚假“繁荣”[1][9] - 剔除进口贡献后，第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仅为-2.2%，显示增长主要依赖进口骤降而非真实内需[10] - 近两个季度剔除进口和库存扰动后的GDP环比折年率均值仅维持在1.3%附近，较去年3%以上的增长中枢明显下移，该水平可能成为后续经济增长的上限[3][34] 外需与贸易扰动 - 第二季度进口环比折年率骤降30.3%，对GDP的贡献从第一季度的-4.7个百分点逆转为+5.2个百分点，波动幅度远超GDP本身[10] - 特朗普关税政策导致企业策略异常波动，形成“一季度抢进口、二季度去库存”模式，七月港口因关税差异再次繁忙[1][10] 内需：消费 - 第二季度个人消费支出环比折年率为1.4%，对GDP增长贡献1.0个百分点，但增长中枢已明显“下台阶”[14] - 商品消费改善明显，耐用品消费环比折年率达3.7%，部分受电动汽车停补贴前的抢购推动；服务业消费增长缓慢[2][14][21] - 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走弱，实际薪资收入进入下行通道，超额储蓄耗尽，家庭债务拖欠率上升，消费下行风险严峻[17][20] 内需：投资 - 第二季度国内私人投资环比折年率骤降至-15.6%，对GDP拖累3.1个百分点，为近20年来仅次于金融危机和疫情期间的低点[14][23] - 非住宅投资中的建筑分项环比折年率降至-10.3%[2][14] - 住宅投资环比折年率跌幅扩大至-4.6%，对GDP形成0.2个百分点的直接拖累，高利率持续抑制购房需求与地产商投资意愿[31] 企业债务与融资压力 - 美国多数企业在2020年Q2至2022年Q1发行了大量低利率债，这些债务将在2025～2027年集中到期[3][26] - 低利率时期发行的企业债仍有近80%（约3.5万亿美元）未偿还，高利率环境下的债务置换将显著抑制企业投资意愿[3][34][36] - 根据地区联储调查，制造业企业未来资本开支预期中枢已明显下行[3][26] 政策与风险 - 第二季度联邦政府非国防支出环比折年率从去年第四季度的2.9%骤降至-11.2%，显示财政支持乏力[34] - 主要风险包括：特朗普激进政策可能导致经济滞胀或衰退；关税扩散超预期导致全球经济放缓；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资产价格波动[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