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演变 -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正经历重构，受经贸摩擦、地缘政治冲突、绿色转型等因素驱动，形成“三大中心+卫星区域”的分工格局，发展更趋多元化 [1] - 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明显，服务业通过研发设计、技术支持等方式深度嵌入制造业产供链，其附加值占比在北美、欧洲、东亚三大中心及“卫星区域”均有所提高 [8] 历史演进与驱动因素 - 科技创新是推动全球产供链分工格局演进的根本动力，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单极中心—外围”格局，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成为中心，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核心极”与“雁阵模式” [2][3] - 2010年后，受成本增加、经贸摩擦等冲击，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布局，技术成熟度高、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环节向新兴经济体转移 [4] - 2015年至2024年，新兴经济体吸引的FDI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从25.7%上升至41.5%，2022年达到顶峰52.9%，东南亚FDI存量增长率达9.1% [4] 当前新变化与政策取向 - 主要经济体政策呈现两极化：一方面推动关键产业本土化回流（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另一方面通过“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推进多元化配置 [5] - 全球产供链本土化效果有限，2018年至2020年全球本土化平均比例从65.0%升至66.6%，2024年回归至2018年水平 [5] - 相较2017年，2024年美国、加拿大、东盟和南亚的中间品本土化比例分别下降了1.3%、1.8%、2.1%和3.3% [6] 区域化与多元化趋势 - 区域贸易协定（如RCEP、USMCA、CPTPP）强化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但区域化水平变化不一：欧洲、大洋洲提升；东盟、南亚和东亚有所下降；北美维持不变但内部结构变化 [7] - 全球产供链发展更趋多元化，更多经济体推动贸易多元化战略，2017年至2024年不同区域从其他来源进口中间品的比例整体上升 [7] - 东盟从中国、欧洲和美国进口中间品的比例分别上升4.2%、1.6%和0.9%，北美降低了从中国进口的比例，转向欧洲、东盟、东亚和南亚 [7]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演进与地位 - 中国从发展加工贸易嵌入国际分工，加入WTO后通过制度改革、完善公共政策、建设开放平台推动产业升级，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9] - 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20年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跃居全球第一，国际市场份额占14.7% [10] -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出口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不断提高，2025年突破六成，同年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27.1% [10][11] - 服务贸易快速发展，2012年以来年均增速6.7%，是货物贸易的1.7倍，2024年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11] - 中国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在高端装备、基础软件等领域实现突破，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达到领先水平 [12] - 2013年至2024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规模累计达26万亿美元，中国是全球产供链价值链的枢纽之一且地位持续升级 [12] 不同经济体的发展路径与挑战 - 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依托技术、品牌和规则优势，占据产供链高端位置 [13] - 资源型经济体（如拉美）通过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嵌入全球分工，但易导致价值链地位固化 [13] - 新兴经济体以低端制造为突破口，通过吸引外资、建设园区等向中高端攀升，但面临“低端锁定”风险 [13] - 全球产供链面临地缘政治动荡、经贸限制增多、气候变化成本上升等挑战，碎片化风险上升，规则协调更加困难 [14] 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的方向 - 需提升产供链韧性和竞争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需求牵引—技术迭代—规模扩散”循环 [15][16] - 需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能力建设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参与能力，深化在新能源、绿色矿产等领域合作 [16] - 需以规则协调与制度型开放提升效率，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国际规则衔接，增强产供链可预期性 [17] - 需完善跨区域应急协调机制，推动产业链“多节点、网络化”布局，建立关键物资合作储备与互助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