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加金融工作组首次会议 - 2026年1月成立的中加金融工作组于4月3日在北京举行首次会议，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与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共同主持[1] - 会议为两国在金融与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稳定与监管、反洗钱、跨境资本流动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等议题上提供了机制化、专业化的沟通渠道[1] - 双方金融管理部门就全球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发展、全球金融治理以及应对不确定性等议题交换了意见[1] 会议共识与合作意义 - 双方一致认为加强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有助于营造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促进两国经贸往来[1] - 双方认识到金融部门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 - 双方认为加强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具有积极意义[1] 配套圆桌会议与参与机构 - 作为配套活动，中加金融工作组与两国金融机构举行了圆桌会，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主持[2] - 双方金融管理部门听取了两国金融机构关于金融市场发展、合作机遇以及金融领域创新等议题的建议和诉求并做出回应[2] - 中方主要参会金融机构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光大集团、中国人寿保险集团等[2] - 加方主要参会金融机构包括宏利金融集团、博枫资管公司、永明金融集团、蒙特利尔银行、加拿大国民银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等[2]

中加金融工作组首次会议概况 - 会议于4月3日在北京举行，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与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共同主持 [1] - 中加双方高级别金融管理部门代表出席会议，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加拿大财政部、加拿大央行、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局等 [1] 工作组机制与会议意义 - 中加金融工作组成立于2026年1月，为两国在金融与货币政策、金融市场、金融稳定与监管、反洗钱、跨境资本流动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等议题上提供了机制化、专业化的沟通渠道 [5] - 工作组首次会议的召开是近期中加两国高层交往的重要成果之一 [5] 会议核心讨论议题 - 双方就全球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市场发展、全球金融治理以及应对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7] - 双方一致认为，加强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有助于营造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促进两国经贸往来 [7] - 双方认识到金融部门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认为加强双方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具有积极意义 [7] 配套圆桌会议与参与机构 - 作为配套活动，中加金融工作组与两国金融机构举行了圆桌会，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主持 [9] - 双方金融管理部门听取了两国金融机构关于金融市场发展、合作机遇以及金融领域创新等议题的建议和诉求，并做出回应 [9] - 中方参会金融机构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光大集团、中国人寿保险集团等 [9] - 加方参会金融机构包括宏利金融集团、博枫资管公司、永明金融集团、蒙特利尔银行、加拿大国民银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等 [9]

公司高层动态 -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廖林于3月22日会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 [1] - 双方就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金融治理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1] -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伟武参加了此次会见 [1] 公司战略定位与目标 - 公司作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现代金融机构为目标 [1][2] - 公司致力于以全球一体化经营服务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1][2] - 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旨在打造全面金融解决方案 [1][2] 公司风险管理与能力建设 - 公司通过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赋能企业筑牢安全防线 [1][2] - 公司通过高水平智库建设，为深化国际金融合作、完善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工行力量 [1][2] 公司国际合作计划 - 公司表示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强对话沟通、深化交流合作 [1][2] - 公司计划推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2]

文章核心观点 - 港股市场当前的火热趋势反映了投资者信心，但也需关注其中隐藏的问题，应以前瞻性眼光呵护市场良性可持续发展，并巩固其“国家金融安全缓冲区”的战略价值 [1][4] - 建议通过严控IPO质量、重塑国际化格局、提升市场流动性、健全监管协同以及引领新兴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等多方面举措，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助力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4][6][9][10][12] 港股市场现状与问题 - 港股市场近期延续火热趋势，但需关注市场火热下隐藏的问题 [4] - 近期港股上市申请材料和新上市公司质量良莠不齐，存在资质不佳公司“带病上市”以及中介机构为抢抓进度放松标准的情况，这会增加投资者风险并损害港股市场的国际声誉 [4] - 港股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足，非中资发行人（包括东南亚、中东、拉美、欧洲等地企业）占比不足5%，低于伦敦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等国际化投资者占比水平 [6] 关于提升IPO质量与监管的建议 - 建议在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向中国证监会履行境外发行上市备案程序过程中，进行适度严格的审查和监管指导 [5] - 建议两地监管部门加强沟通，建立保荐人分类监管制度，对履职不力的中介机构实施差异化监管 [5] 关于重塑市场国际化格局的建议 - 建议打造“一带一路”国际板，从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层面支持香港，对特殊优秀企业简化上市流程并尽快纳入港股通标的范围，以吸引更多优质国际企业赴港上市 [1][7] - 建议在支持双重上市、二次上市等基础上，允许非中资背景企业以当地会计准则加英文披露的方式上市，提升便利程度 [8] - 建议国家级投资基金可考虑作为基石投资人投资拟在港股上市的国际化企业，起到战略引导作用 [9] 关于提升市场流动性与激活生态的建议 - 建议扩大港币-人民币双柜台规模，增加南向资金吸引力 [9] - 建议扩容港股通标的，将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成分股纳入港股通范围，覆盖更多新经济企业 [9] - 建议创造政策空间引导更多外资资金、社保基金、商业养老基金投资港股市场，提升耐心资金对市场的稳定作用 [9] 关于健全监管协同与支持机构的建议 - 建议两地监管机构加强信息沟通，在合规前提下设定黑名单共享机制，防止为做大市值进入港股通而炒作股价以及游资恶意炒作股价等市场乱象蔓延 [9] - 建议多举措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在港继续做大做强，以增强市场话语权和交易主导权，并对市场起到更多正向引导作用 [9] 关于引领全球金融治理与规则制定的建议 - 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正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重塑，香港兼具“一国”之本与“两制”之利，建议支持香港从全球金融规则的“被动参与者”向“主动共建者”跃升，助力中国深度参与乃至引领全球金融治理 [2][10] - 建议以前海为突破口，率先开展跨境金融规则兼容试点，在特定主体中试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HKFRS）、ESG披露标准及虚拟资产监管沙盒机制，并推动“仲裁互认”先行先试 [12] - 建议启动“香港—东盟金融能力建设伙伴计划”，在关键节点国家设立联合金融服务中心，并研究设立“一带一路”专业服务出口支持基金，对符合条件的机构在新兴市场开展项目给予支持 [12] - 建议引领新兴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在绿色金融、数字金融与人工智能三大前沿领域构建规则体系，具体包括共建“全球南方绿色金融标准联盟”、打造“亚洲虚拟资产监管协作平台”以及前瞻性布局人工智能金融治理规则 [12]

文章核心观点 - 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是建设金融强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应对全球金融治理深度变革、地缘政治风险及金融制裁的必要举措 [3][4][5][15] - 全球跨境支付体系正呈现多元化、区域化、数字化的变革趋势，这为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建设带来了新的结构性机遇 [7][9][10] - “十五五”时期应从扩大“朋友圈”、搭建“数字桥”、夯实“规则锚”、织牢“安全网”四个方面系统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的建设 [11][12][13][14][15] 全球金融治理与跨境支付体系的重要性 - 全球金融治理进入深度变革期，对包括跨境支付体系在内的金融基础设施提出新要求，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是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方向 [3] - 金融强国的崛起无不以独立自主、系统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为支撑，跨境支付体系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历史案例包括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 [4] - 跨境支付体系是全球资金和资本流通的“大动脉”，2025年全球贸易总额将达35万亿美元，全球资本流动规模达1.8万亿美元，高效可靠的支付系统至关重要 [5] - 跨境支付体系是金融治理权在基础设施层面的具象化表现，深刻影响货币主权、金融安全与国际规则话语权，过度依赖外部系统存在“断链风险” [5] 当前全球跨境支付格局与中国的必要性 - 全球跨境支付体系呈“一超多强”格局，美元占比虽降，但近90%的跨境支付信息仍依赖SWIFT系统 [6] - 新兴经济体成为跨境支付互联互通主要增量市场，加速推进本币结算、开发平行支付系统，为人民币跨境支付发展带来新契机 [6] -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跨境资金流动规模与日俱增，亟须推进跨境支付系统广度、深度与韧性的全面升级 [6] 全球跨境支付体系变革的三大趋势 - **多元化**：新兴经济体崛起推动治理格局向“共治式”发展，多国加速布局自主平行支付系统，如欧洲TIPS、俄罗斯SPFS、中国CIPS [7] - **区域化**：贸易格局碎片化、区域化推动“多中心”“区域性”支付安排重要性上升，2025年东亚地区、南美地区区域内贸易年化增速分别为10%和7%，区域内结算需求增强 [9] - **数字化**：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推动跨境支付体系数字化重构，央行数字货币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路径，中国数字人民币技术体系全球领先，其跨境支付已纳入CIPS制度框架 [10] 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CIPS）的发展现状 - “十四五”时期，CIPS处理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年均增长40.3%，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 [7] - 2026年2月1日生效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规则》将数字人民币协同正式纳入制度框架 [10] - 北京和上海正在建设数字人民币运营管理中心，为构建可监管、可追溯的跨境数字支付网络奠定基础 [10] 加快建设自主可控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的四大路径 - **扩大“朋友圈”**：完善并推广CIPS系统，扩大其全球覆盖范围，加强与“一带一路”、RCEP成员国等重点经贸伙伴合作，支持CIPS与当地建立合作关系，扩大快速支付系统互联和二维码互联互通 [12] - **搭建“数字桥”**：统筹谋划数字人民币与CIPS系统建设，推动技术、标准与业务协同创新，在国际金融中心探索离岸数字人民币试点，设计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连接机制，构建新型跨境清算架构 [13] - **夯实“规则锚”**：加快构建CIPS技术标准并推动其成为区域性乃至国际性通用标准，主动对接DEPA等新型数字贸易规则，探索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中国方案”，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平台 [14] - **织牢“安全网”**：推进CIPS核心系统国产化改造，强化参与者管理和风险监测，提升全链路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数字身份认证、隐私保护等标准法规制定，融入智能风控等前沿技术，增强网络韧性 [15]

上海市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核心政策导向 - 提升“五个中心”能级被列为上海市2026年重点任务之一 [1]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阶段特征 -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功能深化与能级提升新阶段 [1] - 突出联动、赋能与制度型开放 [1] - 强化金融与科创、贸易、航运、经济其他四大中心的联动 [1] 金融支持的重点方向 - 加大对扩内需、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的支持 [1] 战略定位与意义 - 该进程服务于上海自身发展 [1] - 是助力打造金融强国、助力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支点 [1]

金融业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 - “十四五”时期金融对外开放步伐加快，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深化，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上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持续推进，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1] - “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主要任务包括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要提高上海金融市场价格影响力，支持上海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同时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1] - 2025年12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正式开业，旨在深化合作、促进亚太区域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协调、维护全球和区域金融稳定、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2] - “十四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通过G20、IMF、BIS等多边平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推进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及金融安全网建设 [2] 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 -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提升，有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更加多元、均衡和公平的方向改革，增强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和韧性 [3] - 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仍保持第三位，位列美元、欧元之后 [3] - 2022年SDR审查期内，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衡量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各项指标上均有所提升 [3] - 展望“十五五”，中国将为国际货币体系注入更多稳定性与包容性，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力量 [4]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跨境金融服务 - 2025年4月21日，多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从五方面提出18条重点举措，提升上海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程度 [5] - 2025年9月24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业务平台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标志着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正式运营，旨在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动力并提供技术支撑 [5] - 上海已发展为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最全、金融机构种类最多、金融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下一步将继续加强高质量政策和服务供给，增强其竞争力和影响力 [6] 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建设 - 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中国人民银行不断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体系，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 [6] - 常态化在港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丰富离岸人民币市场产品 [6] - 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香港金融管理局设立1000亿元人民币的贸易融资流动资金安排，为在港商业银行提供稳定低成本资金来源 [6] - 下一步将继续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金融改革开放大局 [6] 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与互联互通 - “十四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有序推进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优化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机制 [7] - 上线“互换通”，优化“债券通”机制，推出离岸债券回购业务，便利境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一点接入”境内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 [7] - 截至2025年8月末，来自近80个国家和地区近1170家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债券市场，总持债规模约3.9万亿元，较“债券通”开通前增长近4倍 [7] - 全球排名前100的资产管理机构中，已有80余家进入中国债券市场 [7] 金融市场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 - 推动金融市场发行交易、登记结算、税收、评级、风险处置等各项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提高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 [8] - 中国债券在全球三大债券指数中的权重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开放框架，统筹推进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统一对外开放 [8] - 持续推动人民币债券成为全球市场广泛认可的合格担保品，优化熊猫债券制度安排，熊猫债券累计发行规模突破万亿元 [8] - 在香港设立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交割库，上线香港交割的黄金交易合约，遵循“两头在外”原则推进自贸离岸债市场发展 [8] 未来开放部署与风险防控 - 中国人民银行已部署将继续优化“债券通”“互换通”机制安排，推动金融机构改进跨境金融服务，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扩大快速支付系统互联范围等 [9] - 中国人民银行着力构建适应高水平开放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当前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体系完备，法律制度日益完善，市场韧性和风险防范能力不断提高，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持续健全 [8]

金融业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 - “十四五”时期金融对外开放步伐加快，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上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持续推进，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1] - “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主要任务包括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要提高上海金融市场价格影响力，支持上海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加强法治保障 [1] - 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1] 全球金融治理参与 - 2025年12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正式开业，旨在深化合作、促进亚太区域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协调、维护全球和区域金融稳定、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2] - “十四五”时期，通过G20、IMF、BIS、多边开发银行及东盟与中日韩等平台机制，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推进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及金融安全网建设 [2] - 展望“十五五”，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多边主义，为国际货币体系注入更多稳定性与包容性，为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贡献力量 [4] 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 -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包括弱化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向多极化发展，以及扩大SDR的国际使用 [3] - 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提升有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多元、均衡和公平的方向改革 [3] - 2022年5月，IMF将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仍保持第三位，位列美元、欧元后 [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服务实体经济 - 上海已发展为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最全、金融机构种类最多、金融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 [6] - 2025年4月21日，多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从五方面提出18条重点举措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 [5] - 2025年9月24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业务平台推介会在上海举行，标志着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正式运营，旨在为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技术支撑 [5]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 - 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 [7] - 中国人民银行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体系，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常态化在港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支持符合条件的主体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7] - 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香港金融管理局设立1000亿元人民币的贸易融资流动资金安排，为在港商业银行提供稳定低成本资金来源 [7] 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与互联互通 - “十四五”时期有序推进金融服务业和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优化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机制 [8] - 上线“互换通”，优化“债券通”机制，推出离岸债券回购业务，便利境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一点接入”境内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 [8] - 截至2025年8月末，来自近80个国家和地区近1170家境外投资者进入我国债券市场，总持债规模约3.9万亿元，较“债券通”开通前增长近4倍，全球前100大资管机构中已有80余家进入中国债券市场 [8] 金融市场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 - 推动金融市场发行交易、登记结算、税收、评级、风险处置等各项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 [9] - 中国债券在全球三大债券指数中的权重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 [9] - 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开放框架，统筹推进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统一对外开放，持续推动人民币债券成为全球市场广泛认可的合格担保品 [9] - 优化熊猫债券制度安排，累计发行规模突破万亿元，在香港设立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交割库，上线香港交割的黄金交易合约，推进自贸离岸债市场发展 [9] 未来工作部署 - 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优化“债券通”“互换通”机制安排，推动金融机构改进跨境金融服务，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扩大快速支付系统互联范围 [10]

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工作会议核心观点 - 会议总结2025年工作并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强调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深化金融改革与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并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为“十五五”规划开局营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 [1][6] 货币政策与流动性管理 - 2025年推出新的一揽子货币政策，综合运用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并下调政策利率、结构性工具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以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2] - 2026年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降准降息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并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6][7] - 不断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平稳运行，并强化货币政策执行、监督和市场沟通 [2]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与重点领域支持 - 健全金融“五篇大文章”（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政策框架、统计和考核评价制度 [2] - 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推出债券市场“科技板”，设立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 [2] - 超700家主体发行科技创新债券超过1.5万亿元 [2] - 2026年将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优化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并高质量建设发展债券市场“科技板” [7] 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 - 2025年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持续收敛，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取得明显成效，重点机构和区域风险处置稳步推进 [3] - 优化支持资本市场两项货币政策工具，坚定支持发挥汇金公司“类平准基金”作用以提振市场信心 [3] - 2026年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稳妥有序推进融资平台退出，并推进重点地区和机构风险处置 [8] - 设立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并探索开展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 [3][8] 金融改革开放与市场建设 - 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完善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便利更多投资者投资我国金融市场 [3] - 深化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继续优化“债券通”“互换通”机制安排，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8] - 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安排和基础设施，发挥央行间货币互换作用，便利贸易投资项下人民币使用，并欢迎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 [3][8] - 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参与新业务试点 [3] 金融监管与法治建设 - 加强对银行间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票据市场、黄金市场及有关衍生品的监督管理，并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 [8] - 加快推动中国人民银行法、金融稳定法、商业银行法等重要立法修法，并深入参与金融法制定 [4] - 强化虚拟货币交易监管，持续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4][10] - 从严实施支付机构穿透式监管和支付业务功能监管 [10] 金融管理与服务提升 - 推动金融业综合统计向纵深发展，研究构建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匹配的金融统计制度和标准体系 [4][9] - 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支持个人高效便捷重塑信用，并进一步健全社会征信体系 [4][10] - 优化数字人民币管理体系，并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 [4][10] - 常态长效优化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支付服务，并巩固现金使用环境建设工作成效 [10]

2025年工作总结 -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公司坚决落实决策部署，在执行好存量货币政策基础上，推出一揽子新措施，有力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5] - 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组织研究制定“六大核心要素”建设、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构建、金融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等具体工作方案[5] -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并下调政策利率、结构性工具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以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6][7] - 健全金融“五篇大文章”政策框架，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推出债券市场“科技板”，超700家主体发行科技创新债券超过1.5万亿元[7] - 优化支持资本市场两项货币政策工具，坚定支持发挥汇金公司“类平准基金”作用以提振市场信心，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取得明显成效[8] - 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完善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安排[8] - 加快推动中国人民银行法、金融稳定法、商业银行法等重要立法修法，强化虚拟货币交易监管，优化数字人民币管理体系[9] 2026年工作部署 - 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11] - 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12] - 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政策利率引导作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并有序扩大明示企业及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覆盖面[12] -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防范汇率超调风险[12] - 进一步完善金融“五篇大文章”政策框架并实施考核评价制度，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债券市场“科技板”，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13] - 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优化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管理，以加强对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13] - 继续做好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稳妥有序推进融资平台退出，并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处置[13] - 完善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管理工具箱，探索开展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在特定情景下向非银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性安排[13] - 深化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继续优化“债券通”“互换通”机制安排，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14] - 便利贸易投资项下人民币使用，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欢迎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14] - 推动重点立法修法项目，研究构建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匹配的金融统计制度，持续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融资平台债务等重点领域统计监测[15] - 常态长效优化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支付服务，强化虚拟货币监管，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