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导向 - 货币政策转向淡化数量目标，强化价格型中介目标，贷款增速略低被视为经济结构转型的自然结果[1][2] - 预计2026年社融、M2、信贷增速分别为7.9%、7.3%、6.5%，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结构转型[2] - 央行重启国债买卖操作，2025年四季度降准降息概率下降，更大力度宽松政策预计预留至2026年年初[1] 货币创造机制 - 基础货币（央行负债）与广义货币M2（商业银行负债）并非一一对应，M2增长依赖银行资产扩张及微观驱动[3] - M2派生效率受信用需求、银行风险偏好和资产负债结构共同影响，央行调节基础货币不足以保证M2同步扩张[3] 数字金融发展 - 数字金融政策框架形成行动方案、规划、指导意见三级支撑，明确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为关键驱动[5][6] - 截至2025年9月末，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贷款余额达8.2万亿元，同比增长13.0%[6] - 金融机构累计支持超4600个工业智能化转型项目，签订贷款合同金额约1.8万亿元[6] 利率体系与传导 - 央行强调五组利率比价关系，包括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银行资产与负债端利率、不同类型资产收益率价差等[7][8] - 比价关系失衡会阻滞利率传导，需通过执行与监督确保市场化利率形成，实现融资成本稳定下行[7][8] 内外均衡与风险 - 货币政策兼顾利率汇率内外均衡，2025年上半年经常账户顺差2941亿美元，与非储备金融账户逆差形成自主平衡[9][10] - 风险提示包括美国二次通胀概率升温，美联储宽松受阻可能扰动人民币汇率并增加政策难度[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