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差构成与现状 - 截至9月30日，按美债减中债口径，10年期中美长债利差约361BP，30年期约354BP[11] - 中美政策利率差约248BP（中国7天逆回购1.40%，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区间中点3.875%），构成长债利差的主要部分[11][15] - 10年期中债和美债相对各自政策利率分别高28BP和142BP，30年期分别高70BP和177BP，10年期两国长债相对政策利率的利差之差约113BP[14] - 2年期美债收益率4.88%，高于联邦基金目标区间中点约101BP；中国1年期和2年期国债利率分别为1.22%和1.27%，均低于1.40%的7天逆回购利率[12] 期限溢价与模型拆解 - ACM模型拟合的10年期美债利率约5.259%，相对政策利率高出约138BP，其中短端预期均值项约50BP，美债期限溢价约89BP[16] - 以未来十年国内平均短端利率低于当前政策利率20BP的情景反推，中债期限溢价约48BP，低于美债的89BP[18] 分化持续的结构性原因 - 中国产业投入需经利润、工资传导至消费，若传导仍需时间，低利率环境或延续，配置需求或压低中债相对政策利率的利差[19][30] - 美国财政支出直接支持居民需求并形成持续发债融资需求，2026财年前11个月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已达约1.02万亿美元，超过2025财年全年水平[34] - 美债持有人结构中外国投资者占比下降，共同基金和个人投资者占比上升，若新增长期国债供给持续快于稳定配置需求，期限溢价可能上升[35] - 跨境资金难以通过名义利差套利消除两国利率差异，汇率波动可能抵消利差收益，对冲风险需要成本，投资渠道和资金管理安排也会限制资金流动[39] 未来演变与风险 - 中美长债利率分化未必快速收敛，若国内需求改善慢于预期、美国长债供给压力推高期限补偿，利差仍可能阶段性扩大[40] - 截至9月30日，10年和30年美债收益率分别为5.29%和5.64%，均处于近20年高位；国内利率可能逐步接近长周期底部转折阶段，但拐点仍需居民收入、消费和物价持续改善来确认[40] - 风险提示：中美财政及货币政策调整超预期；经济与通胀走势偏离预期；国债供需及跨境资金流动变化超预期，引发利率与利差波动[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