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 进入三季度后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同比增速明显下滑，稳增长增量政策的推出迫切性正在提升[3] - 提振消费可起到短期管理总需求的作用，也是未来相当长时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3] 提振消费对优化经济增长模式的作用 - 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是优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必要安排[3] - 2024年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仅有56.6%，大幅低于美国80.2%、日本70.0%、德国77.1%、印度71.1%和巴西82.6%等全球主要经济体[7] - 消费占比太低是中国居民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获得感不强的重要原因，用增量财政资金支持消费有利于纠正扭曲，回归发展经济的“初心”[7] 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关系 - 在实现总体福利最大化情况下，投资和消费的分配应遵循利率的“黄金法则”，即社会的中性利率水平应大体与国家的经济潜在增速相匹配[5] - 中国中性利率较潜在经济增速明显偏低，2009年到2019年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名义GDP平均增速低约4.8%[6] -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合理的利率水平应高于黄金法则给出的利率水平，意味着当前消费水平明显低于理论上福利最大化的水平[6][7] 刺激消费作为人力资本投资 - 通过财政资金更多支持教育、医疗、生育等人力资本，会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符合“投资于人”的表述[8] - 清华大学研究显示，1978年-2020年提升各教育阶段毛入学率所需新增教育投资的宏观回报率高于同期平均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8] - 测算得到的高中、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投资的宏观回报率分别为27.1%、20.9%和21.6%，远高于2019年中国经济5%的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8] 刺激消费以应对人口挑战 - 中国总和生育率目前仅为1.3甚至更低，远低于维持正常世代更替的2.1的水平[9] - 缺乏政策干预将导致未来劳动人口持续收缩、老龄化负担加重，影响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9] - 与投资基建相比，补贴生育、刺激与生育有关的消费更加迫在眉睫，也更加利及长远[9] 提振消费以缓解产能过剩 - 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和其他投资常形成无效供给，导致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10] - 近些年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使用率偏低，收入甚至不能覆盖利息成本，政府基建投资出现产能过剩迹象日趋明显[11] - 从大量地方政府债务难以为继被迫进行债务置换、中央政府一度叫停12省份基建投资来看，许多政府项目即使考虑外部性也未形成有效供给[11]